★★★★★ 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

我们无力承担一个帝国!——而且也没有必要,我们应该将其抛弃,因为它使我们不堪重负、民穷财尽、加速毁灭。 ——亚· 索尔仁尼琴《我们应当如何构建俄罗斯》

作者从介绍世界历史上各帝国衰落的过程开始,从呈现上世纪80年代苏联经济状况入手抽丝剥茧似地分析了苏联由食品短缺、物价飞升、货币危机、金融失信、石油价格下跌、政策失当而引起的经济恶化如何一步步地演变为危机、危机演变为灾难,灾难演变为破产,最后演变为政治失控导致了苏联的消亡。使人们了解到苏联的解体并不是在骤然间迅猛地分崩离析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和必然的结果。本书对我们全面正确解读苏联解体这一命题有重要参考价值。

我觉得这本书给生活在今天的人一个极权专制主义会在社会经济活动的诸多方面遇到怎样的困难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值得重读学习。这本书的论证从专制主义制度本身蕴含的不确定性开始,复盘了苏联的粮食短缺问题是怎样将苏联的全盘经济一步步拖向崩盘的深渊。

帝国的终结

在开始对苏联进行复盘之前,作者首先回顾了二战德国、更早的西班牙的专制主义,以及19世纪尚存的各个帝国统治破产的历史。

以德国为例

魏玛共和国历史的研究人员认为,共和国领袖们不愿意将德国领导层应当对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负责的材料公之于众,乃是导致共和国垮台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关于德国纯属无辜、不可战胜、被人叛卖、受到凌辱的神话,乃是共和国政府领导人提供给那些不相信民主价值之徒使用的武器。

帝国的崩解:以英国为例

19世纪中叶主要的欧洲国家,首先是英国,在距离本国国境数千公里之外使用军事力量也不会遇到势均力敌的对手。这是制定帝国政策的基础。英国首相、自由党领袖温·格莱斯顿写道:”帝国感觉是每个英国人天生就有的。这是我们遗产的一部分,这种遗产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只有我们死后才会消失。”

帝国的一个典型特征是臣民们没有普选权户。亚当·斯密曾著文论述给予北美殖民地选举权的合理性。这并未成为英国政治家认真讨论的话题。“没有选派代表就不得征税”的口号曾是美国革命史上的主要口号之 一,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临近1914年时,英国控制着生活着将近1/4人口的地域。它那具有悠久传统的帝国使大多数同时代人觉得牢不可破。然而19世纪末世界秩序发生崩溃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现代经济的增长和与之相联系的各国经济实力对比的巨大变化使之无可避免。

20世纪期间,世界变成了另一种模样。“白人的压迫”被当做现实予以接受的主导思想,已让位于另一幅世界图景:将民族划分为统治者和奴隶的观念是无法接受的。19世纪固有的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模式,在20世纪中期已成为不可能之事。在1940-1960年代的精神氛围中,要解释清楚为什么英国应当统治印度及其另外一些殖民地,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帝国的崩解:以英法之于苏伊士运河为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苏联及其卫星国为一方与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另一方的对抗,成为殖民制度瓦解的重要因素。苏联本身就是一个独特的帝国,有理由以财政、政治和军事等方式支持反对欧洲国家传统帝国的民族运动。美国是与苏联相对抗的军事同盟的首领,往往以类似欧洲强国对待殖民地的态度对待拉丁美洲国家,但是从来不曾宣称自已是一个帝国,也不派遣自己的代表经常性地管理附属国家。

由于各种原因,无论美国或苏联都不喜欢传统的帝国。至少它们都不准备支持这些帝国,往往还直接促使其瓦解。单单这一点就使得保留帝国成为不能之事。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英国和法国政府以为入侵埃及可以恢复对运河的控制,并且凭借自身的力量便可以做到这点,无须与美国或苏联商量。结果它们打错了算盘,不得不退却,容忍运河归埃及政府控制。

法国帝国终结的副作用:无自由民之兵可役

以欧洲各帝国的陨灭为背景,出现了一场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危机。在所有的帝国之中,法国从119401年代末到119501年代初曾经为保住殖民地1尽了最大的努力;为此耗费了史多的金钱,损失了更多的生命。在印度支1那,从119451-19541年共牺牲19.21万名远征军官兵,1141万人负伤,131万人被1俘。战争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法国政府却并未下决心再向印度支那派1遣哪怕一名法国的志愿应征者。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法国家庭坚决不1愿送儿子们去印度支那丧命。

一个历史的悖论是:结束印度支那战争、1954年与胡志明签署协议的人和着手大规模增加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武装力量的人正是同一个人——-皮埃尔·盂戴斯一弗朗斯。在1954年11月12日的国会辩论中他曾说过:”让任何人都不要期望我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妥协,当问题关乎保卫国内和平与共和国完整的时候,我们决不会妥协。阿尔及利亚各省是共和国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它们也就是法兰西。阿尔及利亚与法国本土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分界线。任何时候法国、任何-届国会或政府都不会放弃这一基本原则。内政部长、后来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同样坚决,他说:“阿尔及利亚也就是法兰西。”阿尔及利亚起义者的人数比越南游击队的兵力要少。阿尔及利亚在地理上更靠近法国。那里居住着一百余万法国移民。他们在宗主国的院外活动集团颇具影响力。该国集中了相当可观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民族主义的核武器

民族感情在不具备民主法规传统的社会乃是最强有力的政治动员手段之一。康·列昂季耶夫非常明白民族团结的感情对帝国是一种威胁:“在19世纪,这样的民族思想是一种包含着许多破坏力却没有任何创造力的思想。

医学上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如果人的一条腿被截除,疼痛的感觉 -直不会消失。后帝国意识也是如此。苏联消失了—一-这是现实。是现 实,也是社会性的苦果:家庭被割裂、同胞在国外遭受折磨、有关昔日的辉煌、熟悉的祖国地理、已缩小和失去的熟识的轮廓等等怀旧性的记忆,全都引发着痛苦。从政治上利用这种痛苦易如反掌。只消发表若干动听的空话,中心意思是“我们被人从背后捅了刀子”,”全都怪那些掠夺我们财富的异族人”'”现在我们向他们夺回财产,就能过上好日子”-—-于是就大功告成。这些漂亮言词无须自己去冥思苦想,读一读专供纳粹宣传使用的教科书足矣,必定能稳操胜券。这是政治上的核武器,它很少加以使用,使用之人的结局照例都很悲惨。这样的领袖人物总是将自己的国家引向灾难

专制主义制度的不稳定性

专制制度是一种政治结构,这种结构所依据的既不是传统的合法性,也不是政府和议会应在竞争性选举基础上组成的这一社会公认的程序。这种制度的领袖人物清除政治竞争对手、镇压反对派、将大众传播媒介置千监控之下,就以为可以一劳永逸。他们认为自己所掌握的强制手段足以保障政权的稳定。这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种代价高昂的幻想。这样的政权组织形式内里是不稳定的。这与附带的各种情况或偶然性无关,而是其本质使然。

专制主义的基石:随时准备无限制动用暴力

无论专制制度以何种方式形成,暴力在其体制中的作用都很巨大。至今国家领导人、强力机构和社会都仍然相信,为了维持政权、镇压反对派,统治者可以对人民使用武力,专制政权能够保持政治稳定。既然政府和社会都相信这一点,采取镇压手段就只是控制有度和如何选择的事了。在对抗情况下,镇压便需要大规模地进行。但即便如此,也无法帮助独裁者长期维持政权。靠使用暴力夺取和维持政权的制度,就其长远前景而言(所说的时间以十年计算)通常都是不稳固的。关于武力是否足以使政权被承认合法的争论,至少从修昔底德们时代起即已在进行。对马基雅弗利而言,单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政权显然是不稳定的。卢梭在其著作中也发表过同样的看法。

危机的爆发:权力的继承

专制政府既无世代相续的传统,又无确认权力合法性的合理而公认的程序。此类政治结构的领袖人物所遇到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此。对于绝大多数专制制度而言,建立继承的规则是不可能的。正式的继承人是对独裁者的威胁。这种制度在创立它的领袖人物去世或无行为能力时,就会出现动荡的危机。如上所述,专制制度的领袖人物往往真诚地坚信他们已一劳永逸。然而临时的和不稳定的乃是这种结构性政权的一个典型特征。即便类似的政治结构是在大众己对按照民主程序执掌政权的那些政治家们的浅薄无知和贪污腐化感到失望的条件下而获得社会支持时形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也会被社会视为不合法,于是便会爆发一场关千何时及如何重建民主制度的讨论。

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现实性后,专制政权上层的亲信圈子加紧大肆贪污受贿。局势的不稳和政府的不可靠使得当权的精英们都对未来做短期打算。历史上尚无专制统治者之流尊重所有权的先例。统计数据可以表明民主制度存续的稳定性与保障合同权利的可靠性之间的相互联系。专制制度的国家政权结构简单。不过正如伯克所正确指出的:“统治的简单方式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如果不说得更坏的话。” 缺少制约和平衡体系,无法对腐败分子出于一己利益而做出的决定进行公开听证,并将这些信息公之千众,就会损害社会(甚至政权本身)对这个政权管理国家合法性的本已很脆弱的信任。

应对不稳定性的尝试一:范围有限的或可控的民主制度

应对专制制度不稳定所产生的挑战的尝试之一,是实行范围有限的或可控的民主制度。这是这样的一种政治制度:形式上保留民主的法规和程序,但由当权的精英们商定权力继承原则,控制选举过程,预先确定其结果。就总体而言,这种解决办法是行不通的。 20 世纪建立了有限民主制的国家都被迫加以放弃,转而着手建立确能发挥功能的民主制度。这种情况既发生在意大利和日本,也发生在墨西哥,它们都被视作类似制度的范例。

应对不稳定性的尝试二:建立极权主义的政治结构

对于专制制度特有的不稳定所产生的挑战,也有另一种应对方法一一建立极权主义的政治结构。救世论般的意识形态是极权主义制度一个独有的重要特点。专制主义制度在为其必要性辩解时使用的是讲求实际的论据:民主的国家政权机关不够完善啦,大力发展经济至关重要啦,必须抵制过激主义啦。而极权主义制度则借助于宗教的或伪宗教的象征:千年德意志帝国、全球性共产主义、世界性哈里发心制度等等。在其形成和运作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是国家政权机关随时准备不受限制地使用暴力。其突出的特征为:对民众的日常生活进行比专制制度领袖人物视为合理的程度更为严密的监控,以及专门用来保障该制度正当性的救世论般的意识形态。

专制主义崩溃的机制

信息全球化是动摇专制制度稳定的重要因素。 20 世纪初世界上绝大部分居民都很难想象他们的村庄之外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别的社会机构是如何组成的。 20 世纪使世界连成了整体。有关发达国家政治制度构成情况的知识尽人皆知。要向民众特别是向其中年轻的受过教育的一部分人解释清楚,为什么他们的同龄人在其他国家享有自由和参与解决国家问题的权利,而他们却没有,必须由大权在握的长官们替他们去做这种事情——这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

如果专制统治者一直掌控着强力机构,他便能采取专制制度惯用的手段压制社会的不满情绪,表明他为了保住权力,可以想让人们流多少血就流多少血。然而在发生危机的情况下,认为现政权不合法和不稳固的看法往往也扩散到列兵、军士和下级军官之中。在专制统治者特别需要忠诚的强力机构之际,它们却按兵不动。

石油、外贸与外汇

再过 10 年或者 20 年你们就会发现,石油必将害得我们破产。 ——委内瑞拉前石油工业部长 胡安· 巴勃罗· 别列斯· 阿尔丰索

苏联并非第一个和唯一一个资源丰富却遭遇严重危机的国家,此种危机是由这些国家用于出口的最重要的原料商品的价格难以预测地发生变化所引起的。为了能理解苏联 1980 年代末- 1990年代初所发生的事情,重要的是对与原料价格波动有关的实质问题以及它们对出口国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而这是一段相当久远的历史。

西班牙的黄金诅咒

在1503-1660年的将近160年间,运抵塞维利亚心的白银多达16000吨。这种金属在欧洲的储备翻了两番。同一时期运入的黄金多达185吨,使欧洲的这种金属资源增加了将近20%。金银供应的增加,在尚属缓慢增长的欧洲经济的条件下导致商品价格急剧地(按照已经习惯于价格稳定的社会的标准)上涨。

16世纪末在西班牙,抱怨商品的价格昂贵成为众口一词。议会不止一次讨论这个问题。有人提出全面禁止西班牙纺织出口的建议,即便向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出口也不允许。食品和纺织品价格昂贵促使限制物价上涨的措施出台。这些措施反过来又导致了脱销。粮食和纺织品进口的自由化在西班牙已成无可避免之势。

冈萨雷斯·德.谢利奥里戈对卡斯蒂利亚的经济问题进行分析之后,将其与发现美洲的后果联系了起来。他于1600年写道:金银流入的影响抑制了投资的增长、工农业和贸易的发展,这证明发现美洲乃是西班牙之不幸卫佛拉芒也学者尤斯图斯·利普西乌斯在1603年致自己的一位西班牙朋友的信中写道:”你们所征服的新世界征服了你们,削弱并耗尽了你们昔日的勇气。”

正如常有的情形那样,当局对资金收入波动引起的经济问题的反应很不得当。禁止西班牙学生上外国大学,实行限制贸易的专营,提高毛织品出口税,在王国各边境征收关税一—所有这一切都不应当是为军需企业拨款筹集资金的有效方法。事情已经很清楚,帝国的责任承揽起来很容易,必要时想放弃却很难。1609年,西班牙在日益增长的财政困难影响下,被迫与荷兰签署了停战协定。

资源财富与经济发展的悖论

国际组织所制定的评价国家制度质量的标准是主观主义的。但所有这些评价标准都表明,在政治自由、公民权利、官僚机关的质量、运用法律的实际情况等方面与资源财富方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负相关的依存关系。资源丰富国家经济中所进行的收入分配取决于政府机关自行作出的决定。这促使展开一场竞争,但不是比赛谁能以最低的费用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而是比谁善于向官员们行贿,克鲁格在自己的经典著作中称之为行政寻租的费用。此外,资源丰富还会增高为经济收益再分配而斗争所引发的政治不稳定的风险。

“荷兰病”的实质在于,原料部门的经济收益刺激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工资和费用增长(国家价格水平对于资源财富在统计上的依赖地位已得到令人信服的证明)少产品和服务遭遇国际竞争的部门在国内和国外市场上都变得缺乏竞争力,不得不减少生产。这样所形成的经济就有风险,经济越来越严重地被原料的价格波动所左右。资源丰富国家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对教育的发展不够重视。对此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曾作过描述:临时的主人不考虑未来,而教育却是对未来的投资。

石油资源的特殊性

石油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商品,在开采其他矿物资源的时候,原料储量丰富的地区平均开采费用与国际市场上的售价之间的差价即经济收益,在很长的时期内通常都不及石油部门的高而稳定卫市场上的价格动态和成交量一般都取决于破费最多的参与者的行为。他们的决定可在高价位时期使生产扩大,在低价位时期则使其缩减,而一旦出现亏损,则可由他们确定价格的水平和生产的规模。石油市场上则完全相反。日常费用支出最低的国家最近数十年间通常都担当操纵者的角色,随时准备在行情不利的情况下削减开采量,而行情有利时则增加产量。

欧佩克的美梦

1970 - 1974 年之间,欧佩克国家来自石油出口的收入增长了 10 倍。正如欧佩克一位财政部长的文章所说,石油开采国三年多时间里收入的钱,比最美好的幻想所能想象的还要多。伊拉克与石油有关的出口收入从1972 年的每月 10 亿美元增至两伊战争开始前的每月 330 亿美元(按年度计算)。输出国石油美元的滚滚洪流产生了福利稳定增长的希望、实现民族辉煌梦想的信心。产油国的领导人认为,他们可以依靠石油收入为其他部门的发展提供资金。

寻求出路:应对原料价格不稳定带来的威胁

原料商品泛滥,其价格极不稳定,这并非刚刚为人所知的事情。许多资源丰富的国家都试图觅得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风险的套期保值,签订预约合同,此类可能解决问题的方案,就经济的观点而言都合乎情理,但在政治上却很危险。如若价格变化比预约合同所规定的更为有利,则向社会解释预算何以蒙受损失便颇为困难。总会有一些人乐于证明交易分明对国家的经济有害。这并不意味着此类问题无法解决。调节原料价格不稳定产生的问题时,所采取的最为普遍的措施就是建立稳定基金,在行情良好时进行充实,价格下跌时则加以使用。

以挪威为例,主权基金管理的困境:如何说不?

挪威稳定基金的管理被视作楷模,成为其他资源丰富国家仿效的目标。阿拉斯加州基金、科威特储备基金和未来数代人基金、阿曼国家储备基金————这些都是此类制度的例证产各国政府建立基金的动机显而易见,因为它们深知资源丰富国家预算收入不稳定所产生的风险的规模和严重性。这样的制度有两种:预定用于保护国家经济免受资源价格波动之害的基金;为了自然资源枯竭时维持福利而设立的未来数代人基金。有时候它们按照法律的规定发挥功能,这种法律规定基金规模的计算以出口资源的价格为转移。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进款的规模取决于所批准的年度预算。经验表明,这是调节因资源价格不稳而引发的风险的一种有效手段。不过也不能夸大其可靠性。

然而稳定基金发挥功能所引发的政治矛盾显得日益尖锐。在非民主国家(许多资源丰富国家均属此类),将国家资金投入到效率低下的项目中风险巨大。其中相当一部分被陆续盗窃一空。尼日利亚稳定基金的历史就是这种事态发展的一个典型例证。"一位遇到大量财政需求的财政部长最重要的手段,就是他有能力说`没有钱'。可是在有着如此大量资金的时候,我怎么能说这种话呢?”向花费预算资金的各部门领导人、政治上的院外活动集团、国会议员们进行解释,说政府因为没有钱不能向某些目标拨款,这是一项很不容易的任务,但也是可以解决的任务。而要证明不能这样做是因为要确定本国货币的可行汇率,就要困难得多;汇率的确定反过来又会损害原料部门的竞争力,构成一些预算责任,在原料市场行情不利的情况下履行这些责任绝无可能。

挪威是一个合理而负责任地支配石油收入的国家。发现北海石油资源之后已经过去 20 年,该国依旧让国家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保持着比丹麦、芬兰和瑞典都要低的份额。挪威的稳定基金享有透明、管理完善的声誉。不过自从它建立以来,却连一个执政联盟也未能在选举中获胜。声称政府坐在钱袋上却不肯解决对社会很重要的问题,这种浮夸的言词已成为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 2005 年 9 月初联合国将挪威命名为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这并未能帮助执政联盟赢得选举。反对派在竞选运动中的主要话题,都涉及油价高企的情况下如何花费收入、应该以何种规模和为了何种目的将其用来为各种社会计划提供资金。

1980年代的苏联:虚耗的身躯

以上是时代背景和有类似问题的国家的回顾,接下来我们具体的走进苏联,观察它在危机发生之前的症状。

依赖秘密警察运转

列· 勃列日涅夫时代末期,绝大多数分析苏联局势发展的西方观察家都坚信,苏联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已失去动力,效率低下,但仍然是稳定的。研究它的专业人士认为,它将长期存在。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苏联的专家们探讨这一问题的条件有限。但即便是他们这些比西方专家更为了解本国经济运行情况的人,绝大多数也都同意:这一制度虽说缺乏效率,却仍然稳固。这个制度的政权倚仗的是富有效率的秘密警察,何况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典型特征便是稳定。

铁公基拉动的低质量大生产

按单位最终产品计算, 1980 年苏联所耗费的钢比美国多出 0. 8 倍,水泥多出 1. 3 倍,矿物肥料多出 6.6 倍,林产品多出 0.5 倍。 苏联生产的谷物联合收割机比美国多 15 倍,与此同时,收获的谷物却要少得多,使自己只好依赖进口所提供的谷物。

上马规模宏伟、足以骄人、不算经济账项目的念头,在苏联领袖们的头脑中不时闪现。 1963 年我国开始从国外购买粮食的时候,赫鲁晓夫还提出恢复自阿穆尔河(黑龙江)畔的共青城通向萨哈林(库页岛)的铁路建设项目。苏联存世最后数十年间所实施的规模宏伟的项目之中,人们已见惯不惊但却十分典型的事例,当数将卡拉博加兹戈尔湾与里海分隔开来。为了阻止里海的水位下降,修筑了一道大坝。不久就发现,里海水位上升,大坝破坏了对国家经济至关重要的企业卡拉博加兹硫酸盐厂的生产。千是又将大坝挖开,重新把水放入海湾。关于停止从北方和西伯利亚的河流向国内南方地区调水工作的决议通过之后,不得不决定冲销用于制订这一计划方案时的大量费用。在形式上,所有这些开支也都构成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

尖锐的生态问题已成为苏联经济的现实。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事例便是使用滴滴涕。在发达国家早已被禁止使用之后,苏联多年来仍在大规模地使用。在苏联农业中大量使用杀虫剂的计划,是苏联经济体制的典型反映。1980 年代中期内部研究的结果表明.数千万人已成为含有化学毒剂的食品的受害者卢所有这一切都会影响居民的健康状况和今后数十年的国家人口形势。但在 1980 年代初期之前,这些问题并未对政权的稳定造成短期威胁。笼罩全社会的面临镇压的恐惧感日渐消退,传统的社会主义统治方法的效力逐步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动纪律不断松弛。

粮食短缺——战略性的挑战

大城市的粮食供应问题

正如早已得到证实的那样,社会主义一一是一种短缺经济。 向那些没有接触过这种经济的人说明它是如何运转的颇为困难。关于可以获取短缺资源的社会主义等级制的构成情况;在商店里有一个熟识的售货员,最好是一位部门主任,对千一个家庭的重要性;一个月一次乘车两三百公里,带着优惠供应证进城,花费数小时排队等候,一般人并不满足千购买300 克香肠,而是能买到多少东西就买多少 关千这一切,一个不曾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过的人几乎尤法想象。我们所能见到的社会学著作都说明,消费商品不足所引发的种种问题的尖锐程度从 1960 年代后半期开始增长。

大城市的粮食供应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经济政治问题,1928 ~ 1929 年之交,城市的粮食供应危机重新处千尖锐的经济政治辩论中心。斯大林选择的行动方案是: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和土地,实行集休化,恢复余粮收集制-这也确定了日后数十年国家发展的轨道。卡尔·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常常会重演两次,一次是悲剧,另一次是讽刺喜剧产与马克思的论述相反,苏联的事态发展表明:历史不仅可能重演两次,而且不一定非以讽刺喜剧的形式重复。 1980 年代后半期大城市的粮食供应再次成为经济政策的关键性问题。国家的命运取决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农奴制与余粮收集制度

1920 年代末~ 1930 年代初在苏联形成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乍看似乎继承了俄罗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由国家组织、依靠农村出资的追赶性工业化的路线。然而从农村掠夺资金的强度和规模都已变得无可比拟地更加巨大。就其实质而言,这里所说的已经是另一种发展类型了。集体化,剥夺农民迁徙、选择工作和居住地点的自由,强迫从事无偿劳动,必须依靠个人副业养家糊口,而 1940 年代后半期对副业征收的实物税和货币税却很高 这一切都无异于恢复了衣奴制。差别仅仅在于,国家并非充当农奴主之一,而是变成了唯一的老爷。在拥有监控和实施暴力的现代手段的条件下,在缺少道德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坚信,较之对工业基础建设投资的增长,农村所发生的事情无关紧要。所有这一切都突破了农业社会特有的向农民索取资源的最大限度,而将资金从农村向城市实行再分配的规模之大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先例。

从某种角度看这是绝无先例但绝非后无来者,用房地产将城市居民也变为农奴也是一种形式的余粮收集制。

集体衣庄制度存续时间之长可用一代人的寿命来衡量。劳动道德被新的农奴制扭曲,但在乡村中仍然生活着千百万这样的人:他们还记得什么是个体衣民经济,并未丧失从事这种经济所必需的种种技能。 如果在社会生产部门中的劳动是强制性的,如果劳动变成了某种形式的劳役地租一一几代俄罗斯农民十分熟悉的经济组织方式,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恢复俄罗斯文学中所描写的俄国废除衣奴制以前的劳动道德标准。像对待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摇役一样替老爷干活,这在农奴制的环境下是合理的。

1950年代:情况开始恶化

临近 1953 年斯大林去世之时,苏联农业的衰弱已变得显而易见。党的领导人对此也心知肚明。请看尼· 赫鲁晓夫如何概括当时所形成的局面:“我来引用一些数字。 1940 年储备粮食 22.25 亿普特, ‘.D 1953 年却只有18.5 亿普特,亦即减少 3. 75 亿普特。同时由千国民经济的整体增长、城市人口大大增加和实际工资的提高,食品消费也逐年增加……用于出口的粮食,无论食品用粮还是谷物饲料,需求量都在增长,可是由于粮食不足,不得不将 1954 年的出口数量定限为 1. 9 亿普特 (312 万吨),其实本来确定的出口需求蜇是 2.93 亿普特 (480 万吨)。”

尽管作出了种种努力,但国家的粮食储备在 1953 ~ 1960 年期间仍然一直在减少,消耗的数量超过国家采购到的数量。这对于苏联领导人而言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征兆。

苏联——最大的粮食进口国

农业生产的危机及其低下的效率,即便在市场经济中也会构成种种问题。不断增长的需求与有限的供给之间比例失调,会导致食品价格上涨,食品需求的增长速度下降,最坏的情况下还会导致这种需求的绝对萎缩。这对社会和政府都是不愉快的事,但在工业化国家一般都不会导致尤法调控的危机。在高度发达的社会里,饥谨并不是歉收的后果。如果发生这种意外的灾难,与之有着必然联系的通常是供应体系产生了混乱,国内或国外战争爆发,城乡之间商品流通瘫痪引起货币流通系统出现灾难性状况,收支平衡产生赤字。单是农产品供应量有限本身不会导致类似的后果。

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利用市场机制调节粮食供需之间比例失调的条件。苏联农业的低效率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所决定的。正是工业化注定了城市对粮食的需求随着城市化而不断增长。既然苏联 1960 年代初在经济上仍然与世界隔绝,苏联领导人就只能眼看着食品短缺的形势日趋尖锐,国家保障居民需求的能力与社会对政府的期望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眼看着平常百姓排队所需的时间越来越长,实行消费品票证制度的城市数量越来越多,眼看着越来越多的凭国家规定标准提供的商品亦无法保证供应——只能眼看着这一切,却只能等待,直至社会政治形势变得无法控制。

暴力使用的现实可行性与新时代的政府契约

苏联在 1928 - 1929 年的那场经济政治讨论中,关千一支农民军队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被用来强迫农民以低于市场价格向国家提供粮食这一点曾是关键性的话题之一,并不总是可以公开地大声进行讨论,但却足以使人意会。然而工业化本身、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国家发展水平的提高,客观上限制了行政当局对本国人民使用暴力的能力。

取代以往政治合法化形式的是政府和社会的新契约。谁也不曾签署过这样的契约,但事情的实质却十分清楚:你们政府要向我们人民承诺不会取消执行各种社会分配计划,即便在它们变得代价更为高昂的时候也要执行,你们要保证最重要的大众消费品零售价格的稳定。为此,社会才准备容忍你们(政府),接受令人厌恶而又摆脱不了的现实。

新切尔卡斯克爆发了有数千人参加的骚乱。士兵和民众相互友好。请看那些援引事件参与者证言的人对事态发展的描述:"工作日快结束时,新切尔卡斯克卫戍部队的第一批军队抵达卫生局附近的广场。他们没有携带武器。快到广场时,士兵的队列一瞬间被大批民众所湮没。罢工者和士兵彼此友好,相互拥抱、亲吻。是的,是的,就是亲吻。军官们费力地让士兵与民众分离开来,整队集合,带着他们离开了罢丁者。“亚美尼亚军队被认为不可靠,便从顿河河畔罗斯托夫紧急调遣内务部队入城。只是在接到莫斯科的直接命令之后,内务部队才开火造成了伤亡。

粮食投资、资金投入与工业升级的恶性循环

苏联的政治领导处千危险境地,而且旷日持久地难以自拔。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所必需的速度增加农产品的生产绝无可能。不提高价格让这种需求与供给相适应同样不可能,而且决定提价意味着破坏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隐形契约。日益增高的农产品收购价与零售价之间的差额在加大。由此产生的预算问题日趋严重。农业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份额的被迫增大,制约了高技术部门发展的机会。

1963 年的歉收和国家储备粮的减少,迫使苏联领导人做出在国外大量购买粮食的决定。为达此目的而拨付的黄金达 372.2 吨,超过苏联黄金储 备的三分之一。

1961 - 1990 年苏联粮食和农业产品的贸易差

1961 - 1990 年苏联粮食和农业产品的贸易差:俄罗斯在世纪之初曾是世界最大的粮食出口国,现在已变成最大的粮食进口国

1980 年代中期,每 3 吨粮食食品中就有 1 吨是用进口的粮食加工出来的。畜产品的生产也以粮食进口为基础。苏联被迫签订粮食长期协议,保证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 900 万吨,从加拿大购买 500 万吨,从阿根廷购买400 万吨,从中国购买 150 万吨。 与其他许多可以从经互会国家以易货贸易方式获得的商品不同,购买粮食必须用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进行支付。进口粮食所需的大批费用无法削减、本国农业的长期问题和天气条件造成种种难题、加工工业产品缺乏竞争力、可以为粮食进口提供支付能力的原料价格难以预料-所有这一切相结合,便构成了 1980 年代中期苏联经济的致命弱点。

1981 - 1985 年期间,受居民粮食供应日益困难的影响,苏联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机器设备的份额从 26% 降至 20%,粮食和大众消费工业品的份额则增至 44% 。

出售黄金是解决歉收所产生的问题最重要的办法。 1973 年、 1976 年、1978 年、 1981 年向国外出售的黄金急剧增加便可以证明这一点。 1970 年代初布列塔尼——布达协议失效之后黄金价格上涨,帮助苏联解决了采购粮食所需的资金。然而即便在黄金涨价的背景下,苏联从 1974 -1975 年开始仍然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净负债者。在所欠贷款的总额之中,为时一年的最短短期信贷占有很高的份额。 1975 年的歉收重又迫使苏联增加粮食进口,为此不得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大规模举债,并动用自身的外汇储备。

1930 -1950 年代初从农村夺取的资源使苏联建立起工业化的基础。特别是有大量的资金投人加工工业部门企业的建设。这些部门的产品构成了国际贸易的基础。当 1960 年代初期国家急需进口食品的资金之时,国家领导人本该可以指望依靠出口加工工业的产品作保证。然而这种可能性根本就不曾被认真加以考虑。因为领导人十分清楚,民用机械制造的大部分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都缺乏竞争力(表 4 -17) 。也可以向附庸国政权提供军事技术装备,但期待对方用可自由兑换货币支付却绝无可能。

苏联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提供各种金属,但同时却又进口高质量的冶金产品。其他许多工业部门的情况也是如此。这类相互关系已经成为苏联对外贸易和国民经济结构的特点。确保原料出口的急剧增长并非易事。拒绝采购进口设备则会导致技术水平方面落后千现代经济增长领先国家的差距加大。

1960 年代苏联变成了最大的粮食净进口国,这种状况给苏联领导人制造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由千下述情况而更加严重:苏联从未创造出巨额外汇储备,并使其保持在足以为当前贸易周转服务的水平上。国家领导人深知粮食供应依赖被视为潜在对手的国家所构成的威胁。心但无论农业危机还是本国机器制造业缺乏竞争力都是现实。

西西伯利亚的石油一摆脱困境的幻想

苏联于 1950 年代开始以相当大的规模开发石油。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之间的石油产量依靠伏尔加河沿岸的油田,增长迅猛。然而当时苏联主要向社会主义国家供应石油,出口换汇有限。苏联领导人向来将外贸活动和外汇储备分配当做一种政治手段。

价格上涨的幻梦

从 1970 年代中期到 1980 年代初期,石油产量和出口量快速增长,石油价格高企,这个时期苏联政策的典型特征是:苏联领导人依旧不设立可自由兑换外币的储备,不肯采取将源源而来的资金分散为可变现款的手段,以备在石油市场事态发展不利时可以使用。苏联的可自由兑换外汇储备只是保障目前贸易周转的手段。此外,在石油收入空前增加的背景下苏联仍扩大了借债的规模。心这种政策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坚信石油价格在 1970 年代末涨到按历史尺度衡量反常之高的位置后,仍将居高不下。至于如若价格下跌该怎么办,那些年的苏联领导显然未加考虑。

自 1970 年代中期开始,大约一半贸易额的增长是靠降低质量和提高价格实现的。国家计委就此向部长会议各位副主席分送了一份报告。第二天这些材料却又被收回加以销毁。

1981 - 1984 年,苏联政府拥有克服外贸中日益增长的困难的唯一手段——增加石油供应数量。这方面的数量已从 1975 年的 9310 万吨提高至1980 年的 11900 万吨和 1983 年的 13000 万吨。然而, 1970 年代末石油开采量的增长速度却下降了。

石油价格下跌:最后的一击

1985 年,新油井投产和维持现有油井开采量费用的增加以及资金不足等因素,导致苏联的石油开采量减少 1200 万吨。与此同时, 1981 - 1984年开始的石油的实际价值的缓慢下降在沙特阿拉伯决定增加开采量两倍多之后(见第三章),现在已变成了本行业历史上从无先例的价格狂跌。1985 -1986 年苏联的资源价格多次下跌,而它的预算、外贸平衡、消费市场的稳定、每年采购数千万吨粮食的可能性、偿还外债的能力、为军队和国防工业综合体提供所需要的资金等等,全都取决于这些资源。这并不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瓦解的原因。它之所以瓦解,是由于苏联经济政治体制的根本特征注定的: 1920 年代末 -1930 年代初所形成的各项制度太过僵硬,不能让国家适应 20 世纪末世界发展的各种挑战。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遗产、超常的国防负担、严重的农业危机、加工部门缺乏竞争力,都使得这一制度的崩溃无可避免。 1970 - 1980 年代初期,这些问题还可以依靠居高不下的石油价格进行调节。但要保全最后的帝国,这可不是足够牢固的基础。

美国的外部评估

1982 年,美国参议员 Y. 普罗克斯迈尔在概括中央情报局关千苏联经济状况工作报告的成果时曾说:”可以从这类研究得出三个关键性的结论:第一,苏联的经济增长逐渐减缓,然而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济的增长仍将继续;第二,经济成果并不令人满意,经济效益欠佳,但这并非意味着苏联经济已丧失活力和动力;第三,虽然苏联经济发展的成果与计划之间存在着差距,但即便从长远上看,苏联经济也未必会崩溃。(中央情报局)这个专家群体中广泛流行的看法是:(后来)所发生之事(苏联解体)的原因具有主观的性质,是由 1985 年之后苏联领导人所犯的种种错误所决定的。

然而,尽管当时苏联经济表面上仍然是封闭的,实际上却已深深地融入了国际贸易体系,开始依赖于国际市场的行情变化。这一点,通常只有从事粮食和石油市场研究的研究人员才能发现。

与北约维持平衡的军事负担

除去援助社会主义国家之外,军费开支便是苏联领导人最为重要的优先项目。其规模之大、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之高,甚至连国家和军队领导人也不甚了然。它们经由不同的预算项目支出,有关的资料并未汇总。

如果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经济规模仅仅约为美国的 1/4,却要与美国及其盟国保持军事均势,而且还要维持 40 个师的兵力以控制中国边境的局势,那么,处于清醒理智水平的人即不难明白:所有这一切都代价昂贵。大规模的军费开支制约了苏联经济中民用部门的发展

主张在和平环境下以空前规模继续生产坦克的主要理由便是相信,美国拥有更大的在战争条件下增加坦克生产的能力。总参谋部的分析人员一再证明,在战争的前数月中苏军部队在坦克方面的损失可能极其巨大。由此得出结论:必须在和平时期尽可能多地生产坦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十年间已经变化了的条件下,配套系统更为复杂,美国及其盟国迅速增加这类战车的生产是不可能的一与此相关的理由却并未加以考虑。苏联讨论这个问题时的主要因素并非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而是认为坦克厂已经建成,人们在厂里干活,就应当出产品。对其他种类的军事技术装备的态度也是如此。

部署苏联中程导弹 CC —20 的历史便是这方面的明显例证。研制出了一种很好的导弹,可以进行大量生产,于是苏联领导人决定发展新的核武器系统。然而却没有考虑到这会刺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西欧部署中程导弹,由千潜在敌人的导弹缩短飞行时间,便会增大苏联的风险。当这一点变得显而易见的时候,苏联不得不签署在欧洲取消中程导弹的协议。但这已经是为部署这些导弹花费了大量资金之后所发生的事了。

美国国会于 1980 年代初通过决议,建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对中央情报局所提供的苏联军事建设情况评估进行审核。委员会在分析了武器生产规模之后得出结论:其产量之多,如果不从苏联正在准备进攻性战争的前提出发,用军事政治的观点是无法加以解释的。岔然而各种文件表明,当年苏联领导人中谁也不曾急切地希望与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殊死较量。

是的,国防工业综合体占用了国家经济大量的资源,调集了最优秀的专家。所有这一切都延误了加工工业民用部门的发展。过重的军事经济负担是造成苏联经济脆弱的因素之一。国防费用的负担注定了苏联 1960 -1980 年代的发展会遭遇许多困难,但这本身并不能解释 1985 - 1991 年经济崩溃的机制。卡尔·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写出论述历史规律的著作之后所积累起来的 20 世纪的经济表明,这些规律并不像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所想象的那样确定不变。超前数十年的发展战略选择取决于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更为巨大。

外部冲击的政治经济学

“外部冲击”这一概念,即出口和进口价格比例关系的剧烈变化,是 生活在发达而多样化的经济体中的经济学家们创立的。

外贸条件的恶化:政治上的两难选择

在那些可以提供范围广阔和品种多样的商品以供出口而其中并无独占优势品类的经济体内,价格波动导致的出口收入变化无足轻重。为了克服这种波动所产生的问题,势必要使预算政策更加严格,有时还需降低本国货币的汇率。

绝大部分出口收入依赖千原料商品行情的国家则处于另一种状况。原料价格下跌时即可看出,同样的生产和出口规模却不能保证得到本国经济已习以为常的可自由兑换货币。于是不得不大规模削减进口依赖国外供应配套材料的商品产量,压缩经济活动的规模,放弃固有的消费水平。两难的选择是:或提高非原料商品的产量,或增加其出口。第一种办法由于经济上的局限至少在短期内难以实现;第二种办法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也不容易做到。

遇到这类问题的政府,往往试图依靠借用外债来加以解决。它们希望行情会逐渐好转,可供出口的资源价格会重新上扬,可以对外债的动态进行监督,使其能够加以控制。在原料市场的事态发展不可预见的情况下,这是一种危险的战略。它将许多国家引向了破产和严重的经济危机。

如果原料价格长时期内一直很低(这种情况并不少见),那么久而久之事情就会变得很清楚,偿还国家欠债越来越费钱,举债国的信用度会不断减弱。经过两三年后情况逐渐明显,以任何条件获得贷款都已经不再可能,外汇储备归于枯竭,国家不得不停止偿付外债并削减进口,生产和生活水平下降。国家遭遇外来冲击后其领导人所面临的问题并不会消失。它们转而由接替往届行政当局的人继承。但在外债业已增多的情况下,这些问题更加难以解决。当国家在进口中严重依赖由千某些原因占据主要地位的产品的采购量和价格时,情况便可能相应地发展。例如对苏联而言,长时期中粮食就成了这样的产品。

苏联与石油价格下跌-—-选择的实质

在 1980 年代中期苏联遭遇外部经济冲击之际,它业已与国际市场紧密 地联结为一个整体,不仅是燃料资源的出口国,而且是世界最 大的粮食进口国和几大食品进口国之一。从社会政治的观点看来,较惯常 的水平减少食品供应一一这种决定在任何社会里对政权都很危险。尽管如 此,如果没有可能大规模地增加与石油无关的商品的出口,或者减少以可自由兑换货币采购的包括与粮食无关的商品的进口,那么,采取这样的决定就 势在必行。在相反的清况下,一旦黄金外汇储备耗尽而又无法获得外国贷 款之后,这种决定将自动地予以实施。

下面就是当时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尼· 雷日科夫对 1980 年代中期 苏联经济事态发展的描写: “1986 年国际市场上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暴跌, 而我国的出口传统一向是能源载体占有很大的比重。怎么办呢?最合乎逻 辑的办法就是改变出口结构。可惜,能迅速做到这点的只有经济最发达的 国家。我国的工业品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比如,就拿机器制造业来说 吧,其产品的出口规模在 1986 年并无变化,但事实上仅只行销到经互会国 家。’资本家们’所购买的大概还不到整个机器制造业出口量的 6% ! 这就 是我们基本上只能出口原料的原因。”

增加苏联机器制造业产品出口换取可自由兑换货币的最大障碍, 在于产品的技术水平和质量不高。它们满足不了国外市场的需求。 实现稳定计划过程中经济上的必然性与政治上的不可能性之间的矛 盾,才是 1980 年代苏联所产生的情况的实质。

从社会政治的观点看来,在急剧变化的条件下坚待对食品实行固定价 格是一条荒谬的路线。绝大部分食品补贴只由十分之一的居民享受,而且 重要的是,这都是一些生活最有保障的人。

对全苏居民实行大众消费品凭卡供应的设想大受欢迎。据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早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 (1991 年初)所进行的问询调查资料,支持这一想法的被询问者占 60% (支持提价设想以促使商品上货架者占 16%) 。然而不仅全联盟范围内,甚至在大城市中,国家都不拥有足以让定额供应制度充分发挥功能的资源。 1980 年代后半期,事件发展的这类方式曾不止一次在国家领导人的会议上进行讨论,每次都被认为难以实行而遭到否定。

1987 年初,政府领导人开始全面理解财政比例失调的规模。政府主席 尼· 雷 H 科夫 1987 年 1 月 27 -28 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中说:”就以 财政来说吧。这方面已经形成了极为危机的局面。国家带着严重的财政遗 留问题开始执行第 12 个五年计划。我们早已入不敷出,靠借债度日。日益 增大的收支不平衡开始具有长期的性质,已使财政信贷系统濒临事实上分 崩离析的边缘。所有这一切都未得到原则性的评价。财政成了某个狭小圈 子里的一些人的特有权力。不仅如此,这方面的真实情况被外表的平安无 事所掩盖,没有得到深刻全面的分析研究……货币流通出现[极其严重的 局面,今天米哈伊尔· 谢尔盖耶维奇中已经谈到了。 70 -80 年代初货币流 通发生混乱。我们得出结论:我国已开始了通货膨胀进程……国家的外汇 状况也并不比这好……对外贸易已变得极易受到各种制裁的伤害。”

苏联石油开采量下降

1986年 8 月 23 日的苏共中央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便说过:"同志们,我想首先讲一件事情。现在我想在这个圈子里坦率地讲一讲这件事,就是我们大家都应当看到,鉴于石油开采和液化天然气现有的状况, 1986 年我们出口资源以及相应的进口能力都大大缩减了。这使我们的收支平衡问题严重地复杂起来,不仅出口计划如此,而且整个经济也是如此。在这种条件下,尽一切可能节约外汇的问题变得空前尖锐。我们当然要将大量外汇用于购买农产品一—粮食、肉类以及其他产品。我们以 30 亿卢布购买 900 余万吨钢材、钢管,还有用于化学、有色金属和轻工业等方面的大量原料和半成品。总之这一切都是必要的。我们之所以要购买是因为,不如此便无法生活。”

统计部门的花招

玩弄一整套手法之后,苏联统计机关便可以证明 1985 ~ 1986 年苏联经济的增长速度已经加大了。计算时将酒精产品的销售排除在外,结果这几年中国家收入的增长速度提高了将近一倍。然而以统计花招遏止财政危机是不可能的。所采取的那些决定与石油价格下跌相结合,使得国家预算赤字的急剧增加已成为无可避免之事。

消费品供应的全面崩溃

连续不断的财政危机在物价固定的情况下尚未导致公开的高通胀率。通货膨胀仅仅表现为消费市场的日益混乱、消费品的严重短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并不理解所发生事情的内在规律。劳动人民写给苏共中央的信中说: “居民供应出了什么问题?日用品都到哪里去了?情况一天天地在恶化。食粮供应定额从每人 2 公斤降至1.5 公斤,我们希望得到原因何在的解释(巴甫洛夫市)。” “……我市的货架上已经见不到肥皂和香皂、洗衣粉。当食粮出现短缺实行票证的时候,我们以理解的态度对待这一决定。可是现在呢,地方政府定了那么少的肥皂和洗衣粉生产定额,我们气愤到了极点。请解释解释,是什么原因使洗涤用品不见了踪影(亚历山德罗夫市)?""……我没什么东西可供喂养五个月大的叶戈尔卡。尤论儿童果汁、果泥还是婴儿用混合营养品,我们城里什么都没有(阿帕季特市)。”

苏共中央农业部送交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1989 年 7 月)中称:“最近一段时间莫斯科奶制品、香肠、糖果点心食品的供应情况严重恶化。其中许多物品常常发生数日脱销,品种单调,工厂生产进度遭到了破坏。许多商店的货架一天大多数时间空空如也。 “ “尽管对于向国家交售含面筋量高的小麦实行物质刺激,其储备量却仅有 620 万吨,而需求量则高达 1400 万 -1500万吨。与 1988 年相比,本年度购进的高质量(就谷蛋白而言)小麦减少80% 。在最近 20 年间每五年的小麦收购量大致稳定的清况下 (1966 - 1970年为 9000 万吨,而 1985 - 1988 年则为 8500 万吨),面包用小麦的储存量从 4100 万吨减少至 2400 万吨,硬粒小麦则几乎减少 200% (从 300 万吨减少至 110 万吨)。”"共计少收粮食 4370 万吨。”表 5 - 19 所显示的是1988 年的国家粮食储备状况。从这时候起,粮食危机变得愈来愈尖锐。

1989 -1990 年的苏联贸易平衡危机还应加上一个变数——全世界谷物的收获景都很低,世界的需求量超过供给量,形成了卖方市场。小麦价格的上涨尤其迅猛(表 5 -20) 。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领导人颇难作出轻重缓急的抉择,是将日益迅速减少的外汇储备用千进口粮食呢,还是用来争取稳定非食品类消费品供应状况,孰轻孰重殊难决断。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 (1989 年 10 月)称:“消费者感到很难买到的依旧是肉制品、动植物油、糖果食品、食粮和茶叶。高级和上等面粉、谷类粒粮、蔬菜水果、鱼和鱼制品、烟草制品等的供应状况亦已恶化。一大批非食品类商品的生产和市场供应形势十分紧张,其中包括纺织品、鞋类、儿童连袜裤、学生练习本、木材和建筑材料、火柴。”

从所引用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当时政权机关终于明白了消费市场和国家财政领域所形成的局面的尖锐性。不过另外一点也很清楚:文件的作者们显然不知道为了制止危机爆发应当做些什么。

药物进口不足

本国产品仅能满足苏联药品需求的 40% -50% 左右。苏联货币危机对保障居民用药的影响,苏联和外国专家都视作最危险的潜在问题。因此,将外汇资金用于购买药品被认为是应予优先选择的方向。但是在外汇日益短缺的条件下,也对此无能为力。

所以和苏联不一样的是中国是有计划的收缩药物进口。

苏联医疗工业部部长 B. 贝科夫致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C. 西塔良的信函中说:"根据苏联部长会议 1990 年 3 月 10 日关于确定外贸机构根据轻重缓急偿付外国公司账款的决定,苏联医疗工业部特报告,苏联对外经济银行至今未能提供所划拨的资金,以用于支付在以可自由兑换货币结算国家购买的药品和材料。医疗外贸联合公司拖欠外国公司的债款,以可自由兑换货币计算, 1990 年 4 月 1 日为 4341. 83 万卢布(附证书)。对千逾期支付货款,外国公司通常都提出罚款要求,而其中许多公司现在已宣布中止按所签合同提供药品。此外,在签订苏联卫生部 1990 年采购奇缺药品合同时.外国公司都要求改为交纳预付款或以信用证方式结算,要么就需提供银行担保,但苏联对外经济银行却拒绝了这儿种支付方式。”

货币危机

1989 年春,苏联对外经济银行管理局局长莫斯科夫斯基报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 雷日科夫称,苏联不断增加的债务日益成为西方报刊密切关注的目标,而对外经济银行的行动则受到实业界和银行界的细致分析。结果向苏联提供新贷款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心存戒备。

政府部门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分配外汇储备,让对外经济银行发放信用证,以便履行进口合同。国外债权人对千向苏联提供资金尤其是不受约束的资金的消极态度日趋严重。

俄罗斯的粮食采购量和国际市场上的粮价同时增长,导致苏联用千购粮资金的外汇支出迅速增加。时至 1988 年,粮食采购开支已增至 41 亿美元 (1987 年为 27 亿美元)。 外汇灾难如此深重的局面,似乎应该促使苏联领导人关心一下尽量削减外汇支出的事了。根本没有。即便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看来也不打算拒绝为大规模的对外政治活动提供经费。

石油工业的问题

除了上述的外部冲击带来的问题,苏联自身的石油工业是苏联经济危机发展成为灾难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马斯柳科夫同志:我们都明白,唯一的外汇来源当然是石油,所以我提个建议。我认为,应当听取地质工作者们的建议,就增加提供石油采取坚决的措施,无论石油工作者的处境如何。第二,我认为,所提到的各种必不可少的物资,全都一定要向外国的公司进行采购……我有个预感,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一切必要的决定,那么明年我们的日子就会过得连做梦都想不到的糟糕……社会主义国家一方可能骤然间便会完蛋。这一切必将使我们名副其实地垮台,而且不单是我们,还有我们的整个制度……

为了弥补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往来账户资产负债表上的赤字,苏联对提供补充贷款的需求却不断增长。这是比例失调的结果,而造成比例失调的则是石油价格下跌,始终存在着支付进口粮食费用的需求,既不能削减采购量,又无法增加与燃料无关的商品出口。 1988 -1989 年之时已经很清楚,依靠借新债清偿先前所借债款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为了偿还引进的贷款所需要的款项,必须依靠出口的现有收入进行抵补。除去往来账户资产负债表上的赤字之外,还有平衡资本交易方面的困难。 数十年期间苏联-直执行谨慎的信贷政策,国家领导人不愿意依赖千西方银行。苏联拒绝偿还沙皇的债务之后,总是按时清偿自己所欠的外债。 1980 年代中期苏联亨有尤可指责的一流借债人的声誉,其获取信贷资金的可能儿乎不受限制。

最近数十 年由于矿山地质条件不断恶化、本部门产量最高的各油田的储油量枯竭, 每年都减少将近 1 亿吨的石油产能。企业生产的经济指标急剧下降。最近 5 年期间,油井出油量下降 50% 以上,产品含水量增至 80%,而创造新的 石油产能的单位开支却翻了一番。”苏联石油开采量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质因索所致及产量高的 矿区开采过度。 1980 年代后半期油井的产量大大下降(表 6 -2),退出产 能的情况增多。新油田就更难办,开发时每吨油所需的开采费用要大 得多。

国家与政治经济学的破产

政治信贷

数十年期间苏联-直执行谨慎的信贷政策,国家领导人不愿意依赖千 西方银行。苏联拒绝偿还沙皇的债务之后,总是按时清偿自己所欠的外 债。 1980 年代中期苏联亨有尤可指责的一流借债人的声誉,其获取信贷资 金的可能儿乎不受限制。然而在日益严重的财政失调的情况下,要长久保 持债权人的信任是不可能的。正如前数章中所说,早在 1988 年西方银行即已产生怀疑:苏联财政状况的可靠性究竟如何。在商业基础上吸引信贷资 金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有限,提供贷款的条件也越来越严格了。这既关系 到利率,也关系到还款期限。

为了弥补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往来账户资产负债表上的赤字,苏联对 提供补充贷款的需求却不断增长。这是比例失调的结果,而造成比例失调 的则是石油价格下跌,始终存在着支付进口粮食费用的需求,既不能削减 采购量,又无法增加与燃料无关的商品出口。 1988 -1989 年之时已经很清 楚,依靠借新债清偿先前所借债款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为了偿还引进的贷 款所需要的款项,必须依靠出口的现有收入进行抵补。除去往来账户资产 负债表上的赤字之外,还有平衡资本交易方面的困难。

苏联领导人决定使用外汇储备,增加黄金出售的数量。但是苏联的黄金 储备自 1960 年代以米便是歉收年景紧急购买粮食的资金来源,至 1980 年代中期已为数不多。苏联的外汇储备从来就不算允裕。无论黄金还是外汇都是易于耗尽的资源,依靠它们弥补长期的负债表上的赤字是不可能的。

形势的变化在戈尔巴乔夫与乔治· 布什的马耳他会谈 (1989 年 11 月)中清晰可见。戈尔巴乔夫在裁减军备问题上的友好和谦让不仅仅与希望减轻军费开支负担有关。这在战略上很重要,在政治上却颇为棘手。要想让缩减军费开支能对苏联的经济状况发挥影响,还需要时间。对苏联当局具有紧急意义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促使美国及其盟友向苏联提供国家信贷资金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贷款。在货币危机的条件下,这对苏联领导人可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为了增大获得贷款的机会,可以在有一点上作出正式的保证:苏联将不会为保持自己对东欧的政治控制而使用武力。

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和苏联政权的分崩离析,使吸引带有政治动机的贷款机会变得微乎其微。甚至连那些原先宣布准备签订协议将苏联历来所欠各该国公司的债务改办手续变为国家担保的国家,到 1991 年夏季也表现出越来越大的警惕性。

妥协的代价

西方的谈判伙伴十分理解苏联的处境,明臼它当时多么离不开基于政治理由的贷款。于是便出现了新的对话语调。当最重要的问题是调节军备竞赛,而双方又都拥有军事政治均势之时,它们也曾准备进行长期的折磨人的谈判,但这是地位平等的谈判。如今苏联领导人遭遇货币金融危机,自身无力加以克服,只好乞求经济援助,平等已荡然无存凇 这就是世界的现实。经济政策中出现不应有的失误,包括数十年前所造成的失误,又不肯为纠正这些失误付出国内的代价,那就只好被迫在对外政策上让步。现在苏联领导人在各种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上都不得不考虑强加于它的规则。 关于运用武力保持对帝国东欧部分的政治控制之事只好置诸脑后。这方面的任何步骤都会使获取大规模经济援助的希望化为泡影。不过也有-种心照不宜的相互理解:东欧这个苏联利益范围本米是存在的。这就意味着,无论欧洲和美国的舆论是如何为苏联旨在保持附庸统治集团掌权而对这个地区进行军事干涉感到愤怒,北大西洋公约成员国的政府都不打算采取阻碍这种干涉的任何行动。

帝国危机与民族间题

像极权主义多民族国家常有的情形一样,制度的自由化、民主化首 先会动员起那些准备利用民族感情的政治力量。在苏联,因为民族关系 而招致镇压的牺牲者是朝鲜人、库尔德人、涅涅茨人、卡拉恰耶夫人、 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巴尔卡尔人、克里米亚腿鞘人、希腊 人、麦斯赫基土耳其人产可以想象得出,这类镇压使得族际关系何等紧 张,又造成了多少长期问题(在某个时期之前一直被掩盖)。在缺乏民 主传统的情况下,诉诸民族历史、利益、屈辱的口号便是政治斗争中的 有效武器。

不使用武力便保住帝国是不可能的;不保留帝国而保住政权同样不可能。在进行大规模镇压的情况下,想要获得出千政治理由的长期贷款是不现实的,而正是这种贷款有望哪怕延缓日益临近的国家破产及其种种后果。一旦表明获得西方贷款的道路已被堵死,则随之而来的经济灾难必将导致权力的丧失,而且不仅是领袖个人权力的丧失,而是整个共产党高层权力的丧失。种种情况结合在一起,便构成了 1989 -1991 年苏联当局那种乍看起来颇为奇怪的行为的客观基础。

濒临崩溃的边缘

外汇状况变得越来越危险。从 1989 年年中开始,国家已濒临宣布自己丧失支付能力的边缘——苏共中央社会经济部部长如此向一位政治局委员报告:根据文件, 1990 年苏联的支付平衡逆差达 171 亿美元, 1991 年的外债当期应付金额为 207 亿美元。如果不是西方领导人自已便是他们的经济顾问已十分清楚,提供资助或低息长期贷款并不能解决苏联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如果不能实现认真的稳定财政计划和经济自由化,所拨付的专款便会用于试图填补预算和支付

1991 年 4 月,苏联内阁关于摆脱经济危机的行动计划草案的作者们这样看待当时的国内局势: “1991 年的主要任务在于防止经济混乱和崩溃,为稳定生产进程和经济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为达此目的,必须会同各共和国 立即清除许多地区和共和国在商品流通道路上人为设置的行政和经济障碍,使企业和地区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保证完成最重要的物资首先是满足农工综合体所需物资的供应,使其加工部门的新设施投入运转,生产日用必需品,保持国家的出口潜力……为了实现这些目的,苏联内阁将与立法和执行机关相配合,坚持实施强硬的反通货膨胀的财政信贷政策,同时实行批发、采购、零售价格的自由化,于方百计激发商业活力。

帝国的覆灭

没有足以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苏联军事实力的支持,即使像罗马尼亚总统齐奥赛斯库这样的准备无条件使用武力对付本国人民的人,也无法挽救他的政权。

正如历史上常有的情形那样,帝国覆灭的进程一旦开始,其发展便比人们所预料的更为迅速。 1989 年 9 月苏共中央还确信波兰领导人近期不会提出退出华沙条约的问题。为时不久,再提这个问题已毫无意义——华沙条约业已不复存在。

如果说 1989 年在讨论经济政策和国内所出现的形势时普遍使用的流行词语是"危机",然后是"尖锐危机"的话,那么,到 1991 年初时使用越来越频繁的则是另一个词:"灾难"。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稳定经济和向市场关系过渡的计划中说:"共和国的经济日益濒临一个界限,越过它,需要谈论的已经不是经济危机,而是灾难……经济的不可控程度已经达到灾难的规模。

俄罗斯领导人中和工人运动中对苏联政府持反对态度的力量活跃了起来。 1991 年春的重要事件—一矿工罢工,是在政治要求(首先是要苏联领导人辞职)占主要地位的清况下进行的。罢工损失 370 万个工作日,采煤量减少 1500 万吨。在西方的压力下,戈尔巴乔夫作出了与 1991 年 1 月立陶宛的暴力行动划清界限的决定,这实质上是在发出明确无误的信号: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已是既成事实。不过这并非他个人选择的问题。苏联政府机动的自由是由日益临近的货币财政灾难硬性确定的。时至 1991 年春,戈尔巴乔夫已经非常清楚,用武力保全帝国绝无可能。随后在 1991 年 3 ~7 月间所发生的政治转折一—导致根本改变苏联国家结构与各共和国领导人的结盟,便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1991 年 7 月 30日在新奥加廖沃所进行的谈判中,戈尔巴乔夫向各共和国领导人作出了实质上结束苏联作为统一国家的历史的关键性让步,同意了单渠道税制的想法,在这种税制下,苏联政府在一个关键的问题一—国家开支的经费提供方面,将完全依赖于各共和国政府。实质上,这是一个解散帝国、寄望于将其转变为松散邦联的决定。

1991 年 8 月 19 - 21 B,数十年来政府所担心的事终成现实—一一军队拒绝向民众开枪。仅仅用了三昼夜,一个超级大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便已寿终正寝,而这一制度的核心正是能够而且随时准备对自己的人民毫无限制地使用暴力。

在一个业已城市化的发达社会里很难觅得愿意下令用坦克辗压民众的指挥官以及同样愿意执行这种命令的士兵。军官们根据1980 年代末的经验早已熟知他们必须承担何种责任,便尽量做得不致趋于极端。况且政变的领导人并非出生于革命和国内战争,他们经历的是一个稳定政权的数十年时光。他们力图将使用暴力的责任推读给他人也就不足为奇 r. 沙赫拉扎罗夫写道:"如果调进莫斯科的坦克向街垒开火并得到空中攻击的支持,几乎转瞬之间便一切都会结束。各共和国也都会屈服,这从它们小心翼翼的反应便可得到证明,他们显然希望赢得时间,看看联盟首都的事态如何发展。这样,如若有斗胆之人敢千号召反抗,他们的脖子立马便会给套上绞索。”

莫斯科的最后两天成了下葬的日子:愚不可及的制度以愚不可及的方式寿终正寝。政变显得愚蠢可笑,因为人民已不再是傻瓜……这创造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先例一 73年之间公民首次得以迫使武装到牙齿的国家屈服投降。

政变的第一个后果是:显示了苏联当局已不能运用武力保证对领土的控制。 1991 年 8 月末,任何一辆坦克、任何一个连队都没有按照苏联领导人的命令出动保卫现任政府和保障社会秩序,这是客观现实。这对于行将垮台的帝国已是屡见不鲜。奥匈帝国、南斯拉夫的经历都令人信服地表明,当中央政权的合法性被摧毁,军官和士兵的忠诚在他们的原籍所组建的新国家与宗主国以及他们驻扎的那个帝国的行政当局之间被搞得四分五裂之时,国家机关所遭遇的困难是十分巨大的。通常的结果只有一个-——军人丧失采取任何行动的能力。

读罢这段文宇便会明白:那些签署这一文件的人并不相信他们能够像1918 - 1921 年实行余粮收集制时期将数十万人逮捕和枪薨。而下不了这样做的决心,则诸如此类的决定便不会起作用。

后记

斯大林选择与布哈林迥然不同的工业化模式,奠定了经济政治的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基础上开始形成巨大的裂缝,在相对微不足道的外力作用下便构成了它坰塌的风险。

如上所述, 1980 年代中期苏联遭遇了严重的收支平衡和财政体系危机,进而转变为全面经济危机,导致生产和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政治失去稳定,最终则是现存政治制度和苏维埃帝国理所当然的崩溃。俄罗斯这个作为苏联继承者的国家, 1990 年代末建立了崭新的开放的经济制度。这种制度包含了一整套尚显稚嫩、不够完备但却发挥作用的市场机制:私有制、可自由兑换货币、银行体系、有价证券和自然垄断的市场调节体制,还有管理精英的市场经济知识和技能的积累规模,善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作、富有效率的经理人员的临界质量。假若苏联领导人早先开始实行这类措施,则生产量和生活水平的稳定大约在更短的期间内便可以达到。然而苏联当局无法做到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将集中计划和管理经济的社会主义体制改变为市场化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体制。


2018-09-26 历史 , 社会主义 , 经济史 , 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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