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计划不定期更新一下我在读的书的列表和简短评论。对于有意思的书可能除了评论之外会单写一篇文章记录一下我的摘抄或者读后感。希望我能每3到6个月更新一次这个读书计划与短评系列。本篇是2018年3月首发的第一期。
每个书名后面的星星是一个5分满分的打分，近似于我会给这本书的豆瓣评分。
感觉这本书没有什么深度，观点不够凝练，笔力不足。一本批判中国当代当局操纵民族主义的书，硬生生给记得像流水帐一样。尽管观点不见得尽错，但是这个题材的著作不少，感觉没什么必要非得读这本。
亨廷顿是一个大名鼎鼎的战略论著。书中许多20年前的论述已经成为了准确度相当不错的预言，比如精准预测了土耳其回归宗教和集权怀抱的轨迹。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像这样级别的著作本身就对现实世界有影响，可能会像自我实现的预言那样强化书中的逻辑在现实世界的轨迹。书中对土耳其的预言让我击节赞叹：
在体验了西方的世俗主义和民主制中好的和坏的东西之后，土耳其可能同样有资格领导伊斯兰。但是，要这样做，它就必须摒弃阿塔蒂尔克的传统，甚至要比俄罗斯摒弃列宁的传统还要彻底。它还需要一位具有阿塔蒂尔克的能力的领导人，以及这样一位领导人：他将把宗教的和政治的合法性结合起来，把土耳其从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重新塑造为一个核心国家。
本书从文化和文明认同的角度探讨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本书鲜明地反对福山早年持有的“历史的终结”的立场，断言在冷战后西方世界欢欣鼓舞地以为自由民主制已经获得全面胜利是一个错觉。尽管一个国家在冷战中可以避免结盟，但现在每个国家将必须根据自己对“我是谁？”这一问题的回答，决定自己的文化认同，并基于该认同确定该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位置、 它的朋友和它的敌人。
作者在以下段落活灵活现地描绘了冷战结束后国际叙事从意识形态转型后的一个新阶段：
尽管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差别很大，但在某种意义上，双方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崩溃结束了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政治一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此外，俄罗斯人不再表现得像马克思主义者，而开始表现得像俄罗斯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鸿沟扩大了。自由民主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间的冲突是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尽管它们之间有重大的差别，但它们都是现代的、世俗的，并公开地赞同最终要实现自由、平等和物质富裕的目标。一个西方的民主主义者可以与一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思想上的争论，但他不可能与一个俄罗斯的东正教民族主义者这么做。
本书对亚洲地区的展望也极具有战略眼光。比如作者认为“亚洲的过去将是亚洲的未来。亚洲要在以冲突为代价的均势或以霸权为代价的和平之间作出选择。西方社会可能会选择冲突和均势。历史、文化和力量的现实却强烈地显示，亚洲会选择和平和霸权。”这一论断和中国2012年以来在亚洲地区积极寻求扩张机会的前后事件倒是很有一丝相互呼应的味道。对我来说，在所有关于中国的展望里面，我最意外的是看到了看到了“穆斯林和华人社会在武器扩散、人权和其他问题上反对西方的合作”这一方面。感觉这是相当早期的持有红绿合流观点的评论者？
最后作者还探讨了美国精神的遗产正在消亡的危机。我倒是认为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还有不少比这本书写的更到位的美国精神危机的论述，以后有机会再分析。
还满有意思的一本社会学研究著作，作者及其学生持续多年的访谈集大成之作。作者美誉香港的重庆大厦为「低端全球化」的中心，意指这里聚集了大量以个人为单位寻梦者，他们是来自南亞、非洲、印度的少數族裔，是在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倒买倒卖各种小体积商品的商人、避難者、臨時工，還有囊中羞澀的各國背包客。在我看来这本书是理解中国的制造业和第三世界国家（东、南亚，非洲）的紧密经济联系的一个很好的窗口，也能学习到一些香港社会的一些侧面。我对重庆大厦的了解最早来自于酷爱王家卫的电影重庆森林，片中林青霞饰演的女杀手身披风衣，在重庆大厦支使着一群印度人在拥挤不堪的方格块间准备着走私生意的场景让我印象深刻。没想到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这样的场景并不只是对那个年代的准确刻画，拿到现在似乎也不过时。
作者用短短几句话精炼地为他口中的「低端全球化」下了定义：
Low-end globalization is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most readers may associate with the term globalization-it is not the activities of CocaCola, Nokia, Sony, McDonald’s, and other huge corporations, with their high-rise offices, batteries of lawyers, and vast advertising budgets. Instead, it is traders carrying their goods by suitcase, container, or truck across continents and borders with minimal interference with legalities and copyrights, a world run by cash. It is also individuals seeking a better life by fleeing their home countries for opportunities elsewhere, whether as temporary workers, asylum seekers, or sex workers. This is the donminant form of globalization experienced in much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today.
我读的英文版，但是写评论的时候发现其实13年是出版了港版的。
全书最让我反感的地方有两处。第一章开宗明义反复强调这本书是遵循科学的可重复可验证精神的，不同意的读者请不要看下去，然而后文根本就不遵从这个精神。一切论证都是高中语文作文的水平，先臆想出靶子，再找证据，一个观点一个例子就算证明了，简直荒诞。另外一处就是作为重工业党的作者对于毛泽东的无限推崇和多次对历史事实条件的漠视，显示出作者的观点比较狭隘，这样的认识断不可能分析出什么有经得起考验的道理。作者同时是一个精日和毛左，这一点本身就挺少见的。这本书除了1分垫底分，另外一分是因为这书还是有20%的地方提出了不少精妙见解和问了一些很好的问题，值得记录分析一下。
这本书在以下段落里提出了一些有意思的观点。这里绝大多数观点我都根本不同意，但我觉得很多观点都有辩论的价值。
中日贸易是“双赢”的互补关系。即使是食品输入，也是日本提供技术的开发型逆输入。由于这种逆输入，使中日贸易实际上是日本企业间的“日-日”贸易，占全体贸易的约60%。 “日-日”贸易也引发了贸易摩擦，2001年中国输入农产品争端，及随后的纺织品争端。都是在中国投资的日本企业与留在日本的本土企业间的问题，最后是依靠协商，自主规制解决，民族主义者不断拿这些贸易纠纷大作文章，却不知道这些争端根本和中国没有关系。日本提供资金技术，中国提供资源和劳动力，在工业层次上垂直分工，相互间互利互惠，讲求双赢的贸易关系。并不是新生事物，而是30年代大东亚共荣圈的翻版。
日本资源匮乏，土地狭小，而作为统治者的武士却人数众多。幕末开港，日本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贸易体系，导致资源大量外流，物价飞涨，武士生活困苦。断绝了下层武士们在世界大循环中帮助外国资本剥削本国劳动力，获取富裕生活的梦想。武士们认识到日本只是汪洋中的一条船，只能够自力更生，去拼搏去奋斗，自己逃生是不可能的。中国则不同，地大物博，而作为统治者的文士却人数极少。鸦片战争后中国也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贸易体系。虽然资源大量外流，但换来的西方高档消费品极大改善和丰富了文士们的生活，使他们更加富裕。于是文士们心甘情愿地参加世界大循环，国际分工。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为国际社会提供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实现自己的先富，至于是否能带动后富，就不是这些肉食者关心的事情了。 这一段让我想到今天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弃国而去，是不是就是同样的路径诅咒？
中国有古话“时势造英雄” ，中国日本不同的历史道路不是由某个领导人决定的。不同的文化制度传统，不同的自然、人口条件，导致了站在历史歧路的中国文士和日本武士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武士革了自己的命，出让了社会剩余，释放了人力资源，指导日本自立自强，使日本从后进的农业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列强。中国文士只革了傀儡皇帝的命，反而占有了更多的社会剩余，用社会剩余去交换西方奢侈的消费品改善生活，实现先富。使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
工业化的过程是漫长和痛苦的，知识分子拒绝和全民族一起承受苦难。中国的工业化影响了他们的幸福生活，随着伟人的逝去，提出了尊重知识、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等口号，知识分子需要掌握更大的权利，控制更多的财富，对“两参一改三结合”大肆批判，提出先富论，抢夺中国工业化的果实。知识分子们首先解散工农的组织，使他们没有力量参加争夺果实的战斗。批判自力更生的工业化方式，使中国重新依附化买办化，为外国提供资源和劳动力，换取奢侈消费品，走上了殖民地道路。鉴于统治阶级相对比例很小，毛泽东时代还留下了许多剩余，自由贸易极大改善了知识分子的生活，洋房汽车滚滚而来，使知识分子们沉浸在中国正走在民族复兴的光辉大道的幻觉中，高呼“和平崛起”。而资源的丧失和日益增加的低水平劳动，却使底层民众丧失了教育、医疗甚至住房。20 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使中国数代人勒紧腰带建设的独立工业体系损失殆尽，从一个充满活力的青年变成迟暮的老人，中国再次走上了了经济殖民地的道路。受地球资源种类的限制，在工业革命以后，少数关键技术和资源构成了重工业体系的核心，发展经济的根本――建立、维护和发展重工业体系的手段与方式被基本确定，且没有复杂到超出个人或组织的认识能力，因此在重工业体系内部实行计划经济往往是有效率的。这就是后面两条道路存在的基础。
随着自我重工业体系的放弃，指数增殖的停止，在资源有限情况下，大量的资源要用来交换外国的重工业装备，经济发展趋向停滞，引发了 80 年代中期的物价上涨和双轨制，最终引起 89 年的动乱。进入 90 年代后，大量引进外资，彻底放弃自我重工业体系。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经济在高速增长，各种资源的消耗指数上升，而国民的实际所得却在下降。到 2004 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超过 70%，其中外资企业占外贸的 70%，所谓的机电产品出口，外资企业的份额近 90%。 不过我不同意的地方在于我觉得事实已经证明共产主义这一套重工业发展方法是走不通的。没有必要为了成功的希望而让自己变成失去理性充满幻想。
苏联、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日本则没有选择，只有靠自己的技术力去拼搏。 “重工沉没日本沉没”是日本人动摇不了的信念。于是，三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苏联、中国和日本尝试了在西方重工业体系处于垄断地位时，如何建立民族重工业体系。苏联的问题在于，重工业体系发达后，没有及时放开下游产业，尤其是没有通过贸易让其它国家为本国提供消费品。没有使潜在的能力充分转化为现实的消费水平，导致后来彻底否定自己的工业革命。中国则是在重工业体系还没有完全扩张，就主动放弃了，也否定了自己的工业革命，走上了依附的道路。日本型社会主义也实际快走入历史了，日本 90 年代进行构造改革，虽然改而不革，进展缓慢，是失去的十年。但他们在这十年中不断试探，总结经验教训，逐步明确改革的方向，方向没有明确之前，宁可等。现在方向清楚了，日本开始启动了。 虽然我不完全同意，但是这段讨论非常重要，值得在别的日本相关的著作中深入讨论追问。
依赖外国装备是如何造成国民的实际所得下降的呢？日本等发达国家，由于失业率的压力，被迫不断改进生产线的效率，使一些消费品在本国生产依然有利可图，把生产从中国迁回国内。在中国的企业（含外资） ，则必须更新设备才能对抗，或进一步提高积极性和劳动强度，形成人与机器赛跑的壮丽画面。在这种人与机器的对抗中，人的生产效率越来越高，但实际发达国家的消费品市场已近饱和，比如日本市场上寻找非中国产的消费品都很困难，于是 GDP 高速增长，而失业率却不断攀升。在高失业率下，很多企业还招不到工人，因为工钱不能比机器更多。企业获得的利润也不可能流向重工业体系，用于奢侈消费和投向房地产，实际也是剥夺所谓的中产阶级。大量熟练技术工人下岗，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标志着重工业体系瓦解后，人才体系也瓦解。中国实际已到达成长的界限，处于崩溃的边缘。因为经济的总量一定，而贫富差距还在急速扩大。
最后，书里对于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总结我觉得写的还是挺有意思的。主要段落摘抄如下：
亚洲诸国有很高的储蓄投资率。96年平均约36%，远远超过其它地区。世界平均的储蓄投资率（95年）为21-23%。与亚洲诸国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拉美诸国约为20%，印度为中心的南亚诸国也在20%上下。进入90年代，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投资率大约一直在40%以上。印尼96年达到了38%，韩国95年是37%，中国93年后达到40%左右。作为对比，高度成长期的日本，60年代平均32%，70年代平均33%。对比可见，亚洲诸国的投资率非常高，对于基础设施匮乏的亚洲诸国，高水准的投资是维持持续经济增长的不可欠的条件。但亚洲诸国面临两个问题：第一是投资方向，大量的资金涌向不动产，使不动产泡沫化。重复投资，使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投资效率低下。第二是投资资金的构成，国内储蓄不足的部分外资依存，尤其是对短期资金的依存度过高。根本的原因是缺乏技术蓄积，使得投资只能流向泡沫领域或重复建设。换句话说，本国的资金积累在国内不能买到投资所需要的物资，只能投机或搞房地产，要投资工业就必须用外汇向拥有基干产业的国家购买物资和技术。
伴随着经济增长，这些国家的外资流入一度急增。外资流入急增的原因是： 1)庞大的投资需要；2)外汇管制放松和外资出资比率上升，及各种吸引外资政策的实施；3)本币与美元挂钩，降低了汇率风险，同时本币提供高利率。外资大量涌入，使本币面临升值的压力，为了维持出口的竞争力和防止外资套现获利，不得不大量增发货币，而新增货币又大量流向奢侈消费及房地产等产业，经济进一步泡沫化，经常项目收支更加恶化。必须靠大量外资的流入或直接贷款来掩盖经常赤字的本质，泰国90-96年间累计的经常赤字636亿美元，资本流入为944亿美元。韩国累计经常赤字488亿美元，资本流入为716亿美元。其它经常赤字国印尼和马来西亚也与之类似。由于外资大量流入，没有必要采取内需抑制等政策改善经常收支，经济空前繁荣。外汇储备急增，剩余的资金又购买美国的国债，成为资金的供给者，“实力”急剧增长。
但是，西方资本不是慈善家，外资总是要还的，随着外资流入的减缓及外资企业利润的汇出，经常项目下的赤字往往在瞬间表现出来。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水际制造业”的门槛低，其他国家迅速加入竞争）和出口增长率低下（西方对低技术产品的需求有限，本国消费者又不能支付外汇） ，外资流入会发生逆转，国内资本为了规避风险，也一并出逃，经济的崩溃就如雪崩一般，所有的投资者不约而同的挤兑外汇，撤出投资，几十年积累的“财富”一瞬蒸发干净。事实上，本来就没有什么财富，所谓的高技术工厂只是发达国家不屑于搞的组装车间，一度兴旺发达的大学教育不过是为组装工厂配套的技术学校，而帐面上虚涨的财富仅仅体现了外来资本对低技术品出口高增长的一种预期。一旦这种预期撞上了狭小的世界市场的边界（第三世界即使“工业化”，大部分人依然穷困，世界市场始终依赖于西方国家的购买力） ，泡沫自然会随风而去。
海外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的比例，96年时的数据是：韩国11%，泰国18%，马来西亚23%，印尼16%，菲律宾50%，中国14%。这种靠海外资本流入支撑的经济，如果面对资本流入减缓和资本流出的增加，就不得不采取抑制投资、削减进口、财政均衡化等措施改善经常项目下的收支。亚洲诸国采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发展模式，成功地提高了产品加工能力。但这种发展方式使各国产业构造趋同，各国的竞争关系非常强。亚洲及世界市场的轻工业品供给过剩，价格下落。而90年代前期的高度成长使电力、道路等基础设施不足，劳动力价格上升，投资的比较优势丧失，一增一减之间，危机只是迟早的事情。
支付能力危机并不是在直接投资停滞后立刻到来的，直接投资开始减少以后，证券和外债形式的外资还在大量流入，经济依然保持繁荣。中国以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全面进入“水际制造业”。 94年初人民币并轨贬值33%， 出口竞争力增加， 廉价的工业品出口增强，导致亚洲诸国的出口急剧下降，经常赤字大幅扩大。于是外国资本对亚洲诸国债务返还能力产生疑问，外资的流入一夜间逆转，汇率急剧下落，金融危机爆发。1997年金融危机从泰国发端，然后迅速波及亚洲诸国，全部资本外逃，“东亚模式”的神话到此破灭。 一旦危机开始，国家的具体情况如下：首先汇率大幅下落，进口物价急剧上升，产生剧烈通货膨胀，实际工资水平急降，个人消费能力基本消失。企业在内需不振，汇率高涨，外资债务上升的情况下，被迫削减设备投资和投机性投资，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为了减少经常赤字，许多工程中止或延期，建设投资低落，大批的房地产成为烂尾楼，连同被裹胁进投机行动的民众存款一同化为垃圾场。工业企业和投机企业的破产致使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增加，信用等级下降，储蓄流出和外国银行贷款回收压力增加，资金不足现象频发，反过来又影响了残存的工业企业的运转。此外，在泰国、韩国和印尼等国，为了重建金融系统，对经营恶化的民间银行进行清算和营业停止，短期内又增加了对整个金融系统的不安。就这样，亚洲诸国的经济，随着汇率下跌，内需低迷、企业业绩恶化、金融系统混乱，这些因素又促使汇率进一步下落，形成恶性循环。资本外逃，外汇储备枯竭，公私的外货债务不能返还。实际代表外国债权人的IMF往往在这时伸出“援助”之手，首先不能返还的私人债务要转化成国家债务。然后是强求财政收支/经常收支均衡，金融市场/股票市场自由化，以方便海外投资的进出，增强海外投资者的信心。最后，国民经济进一步依附化殖民化，外资以低价收购了比原来更多的企业，甚至可以取得一贯受国家保护的少数民族产业的优质资产。整个危机结束后，外国投资者取得了更大的控制权，工资水平下跌到工业化以前的水平甚至更低，整个国家数年的动荡只是为西方国家提供了更廉价的劳动力，但是否投资利用这些劳动力，给他们被剥削的权利，还要看是否有其他国家提供更便宜的劳动力。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工业化”国家只能守着空空的厂房，追忆以往的繁华。
总体来说没有什么自己的独特见解，论述和批判的东西也就是一般的香港报章文刊的水平，不太值得一读。
基本上就是收录了各种经济史的趣事短文，分为西方和中国古代各半。我觉得就这类趣味经济学类型的书来说，这本书应该算是不过不失。我给偏低分的主要原因反而是我觉得本书公式过少，很多模型反而讲不清楚看不真切。其实书中有不少例子，比如反事实推断或者一些计量的结论，如果相应地给出公式对我来说会好读懂很多。作者过度照顾文科生，反而是导致本书不必要地损失了很多专业性，还是有点可惜的。综合来看我觉得这本书可以作为专业学生的入门读物，但绝不适合作为作者自己标榜的科普读物。
书中有一些例子属于讲的比较清晰的，比如以下这两个：
作者从始于1873年的一台打字机设计的QWERTY键盘排列法出发，从经济学的各个角度探讨了为什么时至今日我们还在使用。最后作者把这个科普问题拉回到了学术高度，从Paul David在1985年提出的Path Dependence（路径依赖）的概念出发，探讨了这么一个道理：「经济现象会受到从前轨迹的影响，而非只受到当前条件的左右」。而许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正是有这样的性质，使得市场机能、竞争、效率和最优化这类概念无法发挥作用，因而称为「市场失灵」。
书中还用幽默的桥段介绍了赛依法则（Say’s Law） ：Supply creates its own demand（供给创造本身的需求）。“如果你追女朋友无微不至，嘘寒问暖事事服务到家，她就有可能逃不出这种服务的陷阱。接下来你就会变得不可或缺，随时召唤你做这做那。到了这阶段，你自然就会明白什么叫做「供给创造本身的需求」” 这段子我觉得还满好笑的，不过我当时看到这个法则想到的更多可能是在投资领域常见的各种供给创造本身的需求的现象。比如实体产品的产能或者是某种金融标的。
相对应的书中也有不少明明我看起来应该是能讲的很有趣的话题，作者强行用文字叙述所有的逻辑，让我根本没有看懂要点是什么：
这本书借由讲述荷兰人是怎么不幸地掉入了马尔萨斯的陷阱，介绍了Giffen Goods的概念：这种神奇的有着正斜率的需求曲线的商品是确实存在的！正斜率的需求曲线意味着这个商品的价格越高，需求越高。荷兰人在引进土豆这一高产作物之后人口在200年间暴涨8倍，人口密度超过了中国，食物供给来到了土豆几乎成为了唯一食物都不足以满足需求的地步。在这样的极限条件下，荷兰穷人想要活下去的唯一选择就是把所有生产资源全部投入土豆，才能勉强维持一家人不饿死。在这种情况下土豆就是一种Giffen Good。
作者列举了 Robert Fogel 如何将反事实推论法第一个应用到对历史数据的分析上，极大的扩展了计量史学这个学科。然而让我很气愤的是，如果不是我之前就知道反事实推论是怎么一回事，看这本书洋洋洒洒讲半天是觉得看不出一个一二三来的。
一篇7页的短文，主要介绍了三本研究不同时期日本经济史的经典著作，试图借以回答以下问题：到底是什么使得日本在经济上能脱亚入欧，又是什么使它可以在战后二次崛起？日本社会如何走出战争泥潭，却又为何在上世纪80年代末迅速衰落？这篇相当是写的很好的一篇文献综述，我准备用这篇文章作为引子写一个我读日本经济史的系列。
「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复盘了通产省如何一步步成为日本经济掌舵人的历史，讨论了日本从战前到战后（1920年代～1970年代）的国家产业政策对日本的影响。作者Chalmers Ashby Johnson最后总结了四点看法：
「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一书聚集于日本战后（1945年～1965年）的经济决策模式和路线，讨论了日本政商界如何巧妙地利用自身的制度弹性，创造出日本企业的竞争优势，使得日本企业在没有什么异禀天赋的前提下，获得了辉煌的战略发展。高柏总结了日式发展路径的三大脉络：
最后「日本经济的悖论 ——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着重探讨日本在经济危机后（1985年至今）困境的原因和出路。
堪称我最喜欢的一本谈论经济史的书，绝对是我最喜欢的谈日本经济史的书。尽管知道中国人常常会犯「用简单的类比去理解表面相似的事件」的错误，但我还是觉得这本书尖锐的指出了许多日本为中国摸过的河里的石头。我将会在日后单独写一篇文章探讨这本书给我留下的几个深刻印象。
在本书之前，对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所引发的衰退，大体有三条传统解释：
然而本书侧重于强调经济制度的重要性。作者高柏认为日本经济制度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之交，面临了两大重要转向：一是从传统的“贸易—生产”的实体经济，转向了以“财政—金融”为主体；二是从二战以后，从一直被战后国家广为提倡的“以社会保障为基础”的国家政策，转向了以“释放市场力量”为主的经济自由化。直到今天，日本经济的主要问题也没有得到完全解决。
如果是没有学过博弈论可能看看还行，在我看来我还不如去把张维迎的教材复习一遍。这本书过于科普，结合应用题却又做不到深入浅出把背后精妙的数学道理讲清楚，而且每个章节之间的条理也不太清晰。不太推荐。
对于不同层次的程序员给出了大量或针对或一般化的建议，是一本可以随着自己的经验增长时时温故知新的书，感觉我目前的水平还识别不出很多内容的精妙之处。 我开辟了一篇专门的文章来记录我对本书的一些摘抄。
以下书籍列在这里只表示这些书我已经购买了或者已经下载到我的随身设备上可以随时阅读，并不代表我就一定会去读。它们可能会出现在下一期的短评栏目，或者是专门的一篇文章，又或者蓦然消失，再无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