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一书用平实的语言介绍了从中国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哲学从战国时期到清朝的演变历史。力图解答为何中国人千年来在政治与人的框架中反复挣扎震荡，在精神世界的层面上鲜有普世价值意义上的进步。
我以为本书的优点在于把握住各朝的哲学观念之间的传承变化，以此为纲，让读者便于按图索骥，不会迷失。相比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一书，这本文字更加平实通俗。缺点我觉得主要有二。其一是我常常觉得作者为求简明，只讲哲学脉络的发展，或刻意或无意地略去描述了許多帝國的其他历史侧面，比如财政、政制等。凡此歷史側面的缺失使得本书的许多结论给人一种片面的感觉。比如明朝的言官兴起的影响，比如帝国的其他制度和哲学的相互作用就有所疏漏。虽然作者还有另外几本书描述其他侧面，但是这样一本书写一个侧面，完全不提其他面，总是有走马观花，未尽真意之嫌。其二是作者不幸受制于出版在中国大陆，有太多不能畅所欲言的地方。比如有许多章节的最后几段都是在委婉的针砭时弊。实际上从作者的许多小评论里能看出来作者对于现在社会的思想窒息官员懒政是有非常多话想说的。奈何话至嘴边就化作了铁钳。另外本书最后在1840年愕然停笔也明显是出版审查的结果。以作者穷尽这么多古书也要把大脉考证出来的历史研究态度，是不可能在这里停笔的。
综合来看本书可以给四分。内容不够完美直白，不是作者水平不行，奈何作者无法畅所欲言。
在现代，人们谈起秦的统一，常常归结为：统一是浩浩荡荡的历史趋势，是人心所向，人们盼望着统一与和平。但这只是一种历史机械论的陈词滥调。在当时的人看来，秦朝的统一并没有带来一种成功的新模式，而是失败了。
人们会问：为什么皇帝就能将整个天下的土地和人民都据为己有？他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他是皇帝，而不能换成别人？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区别也在这里，西方哲学没有受到大一统帝国的束缚，最初要回答的是人和世界的关系问题。什么是人？什么是宇宙？什么是自然？什么是世界？由此引出了一系列的解答，并产生了诸多的流派。而中国哲学首先是依附于政治的，要解决的是统治问题。如何才能给统治者合法性？皇帝为什么是皇帝？臣民为什么是臣民？只有统治问题得到解答后，才会将哲学延伸到其他领域，产生出新的方向。
道家和法家相对来说都是务实主义者，他们没有试图从理论上神化皇族，而是寄希望于用现实性来代替编造的理论。他们认为，要想树立刘氏政权的权威，只需要将这个政权维持得足够长久，等那些出生于战国和秦代的老人都死掉时，人们的记忆就会被更迭。如何度过最初的几十年，是一个帝国成败的关键。
到这时，法家和道家的作用已经达到了最大。然而，人们却发现，皇帝的合法性危机并没有真正解决。法家和道家的做法只是把合法性问题推后了，他们并没有回答“凭什么刘氏才能当皇帝”，只是让大家习惯于刘氏当皇帝的状态，而人们之所以接受刘氏当皇帝，只是因为他们觉得现在生活得不错，没有必要做改变。
可是，万一哪一天，当社会经济出现下滑，人们的生活困难时，“凭什么刘氏才能当皇帝”这个问题又会被提出来，并且成为推翻刘氏政权的借口。按照现代功利主义的观点，人们需要一个皇帝，只是因为暂时想不到更好的政治架构来保证庞大国家的统一和繁荣，至于谁当皇帝，是无所谓的。但这种观点在汉代的皇帝们看来绝对不能接受，他们必须要一种哲学来论证只有刘氏才能当皇帝，这样才能保证江山永远。
这和共产党面临的问题岂不是一模一样
而真正高明的手段却是控制人们的思想，通过政府的引导、宣传和洗脑，让人们在不知不觉间爱上皇帝，将皇帝当成比衣食父母都亲的神，把当年的小瘪三当成是天命所归的不二选择。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彻底相信，只有刘氏才能做皇帝。
从汉武帝开始，政府注意提拔身份卑微的书呆子进入最高权力机构。最典型的是犯过罪、牧过猪，年近七十才入仕的公孙弘。这类人缺乏实务经验，却善于把持权力，以皇帝的需要来解释司法，成了神话皇帝的主力军。
这两个案子典型地反映了汉代所谓的《春秋》决狱，即根据《春秋》的精神来断案。在公孙弘时代，由于人们只通过《公羊传》了解《春秋》，所谓利用《春秋》精神，就是利用《公羊传》被歪曲的解释来断案
在《春秋》决狱中，汉代经常使用的原则除了“诛首恶”之外，还有“责知诛率”、“原心定罪”等。人们只要知情不报，就与犯罪者同罪，由于怕人们结社，领头的人必定诛杀。而在断案时也不看结果，而是根据人们的意图定罪，只要意图是恶的，哪怕没有引起后果，也要重判。
在非洲，许多部族的历史是靠口口相传而得来的，从部落中选择聪明的小男孩，让他从小开始背诵部族史，到他年纪大了，再把历史传颂给下一代男孩。通过这种方式，就能实现历史的数百年记忆。非洲方式在中国早期学术史的传承中也可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战国时期的许多亚流派也是依靠口口相传的。例如，孔子的著作（以及他参与整理的典籍）都以文字的形式保留了下来，但是对孔子著作的再解读，也就是他的弟子、再传弟子的著作，则可能只是通过口头流传。前面提到的《春秋公羊传》是解释《春秋》的著作，就是孔子的弟子子夏口授给了弟子公羊高，公羊高则把这个解释当作宝贝背了下来，再在家族内部流传，传了五代，给了公羊寿。公羊寿又把它口头传给了弟子胡毋生，胡毋生这才将《春秋公羊传》变成了文字，脱离了口口相传时代，记在了竹简上。到这时，已经是汉朝了。不过，口口相传往往会带来不准确的问题，随着每个人的传颂，文本都会发生一定的改变，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面貌。
除了口口相传的传统之外，对于先秦文化影响最大的，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秦始皇在李斯的意见下，为了钳制人们的思想，将几乎所有的学术书籍都烧毁了，只留下了几种技术性书籍（医学、占卜、农业），在他看来，研究社会学是没有必要的。
所以现在有很多流传的通假字是非常合理的事情毕竟在口头保存了几代人。
在《公羊传》的最后，也能看出作者的意图。在《春秋》经文已经结束后，《公羊传》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它先总结为什么这部书始于鲁隐公，结束于鲁哀公十四年，认为始于鲁隐公，是因为鲁隐公时期的历史是孔子的祖父辈所能了解到的，再往前就不可靠了；结束于鲁哀公，是因为到这时，已经把所有的大道理和规律都说到了，再往下记载只是规律的重复而已。接着总结孔子为什么写这本书，是因为孔子要通过书籍来“拨乱反正”，给后世提供样本。而他写《春秋》，就是为了给后世的皇帝们提供治理样本，学习治国之道。通过这样的解释，《春秋》就已经不再是一本历史书，而变成了一本包罗了所有政治智慧的政治百科全书。公羊学者们认为，《春秋》是孔子借历史阐述天下公理的一本圣书，具有如同《圣经》和《古兰经》的地位。
所谓儒教，指的是以儒家思想为招牌建立的宗教式体系。这个体系已经不再如同孔子一样，只对人类社会感兴趣，而是试图解释从宇宙天地，到人体发肤，再到社会政治的一切学问，并试图寻找终极真理，再用这个真理束缚住人们的行为，让人们幸福地生活在真理之中。
在一个宗教体系中，一是要寻找真理，二是要用真理来强迫人们幸福地生活，这两者缺一不可。
写这样的书，虽然最后还叫“儒”，但其实已经是杂家了。董仲舒除了学习《公羊传》之外，还学习了阴阳学、算术学、道家学说等诸多研究成果，将其杂凑起来，形成了这套解释世界的万能理论。 这里说明了儒教之所以为儒教的宗教的一面，也就是强迫让人相信和服从的真理部分。
另一个措施是“易服色”，这项措施对应于五行理论，金木水火土（也称为五德）各有自己的色彩，每一个王朝对应于一个“德”，也就是五行之中的一个，在朝服上，必须使用与这一德对应的色彩。黄帝是土德，以黄色为贵。夏代是木德，色尚青；商代是金德，色尚白；周代是火德，色尚赤；秦代是水德，色尚黑。如果按照这个理论，刘邦建立的汉朝应该又回到土德，但刘邦以继承秦朝为荣，认为自己是水德，色尚黑。到了武帝时期，在儒教的努力下，终于按照相克的说法，把汉朝改为了土德（土克水），色尚黄。这里顺便把以后的易服色情况做个总的梳理：到了王莽时期，由于王莽是禅让得来天下，没有使用暴力，所以当时的大才子刘歆认为，只有暴力的改朝换代，才使用“五行相克”的理论来决定下一代到底是哪一德，而禅让是非暴力的，应该使用“五行相生”的理论。王莽认为自己是舜的后代，属于土德，根据五行相生，火生土，所以王莽把汉朝的土德又剥夺了，重新封它为火德，色尚赤。东汉时期，刘秀承认了汉是火德，色尚赤。到了曹魏，由于又是和平禅让，所以曹魏又成了土德，色尚黄。而刘备认为自己是汉家正统，选择了火德和红色。孙权认为要想克曹魏的土德，必须选择木德（木克土）和青色。
我们可以把秦皇和汉武做一个比较，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目的是愚民，让他们接触不到学问，而汉武帝在焚书的基础之上，更加了一层用统一的理论来洗脑，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以政权为后盾的洗脑运动。
董仲舒的提议果然是有效果的，虽然我们总是说人类的好奇心会冲破一切羁绊，但历史却告诉我们，人类的好奇心没有那么大，一代人的洗脑过后，可以维持两千年。
董仲舒通过构建这一套无所不包的理论，完全满足了皇帝的统治需要。我们可以把他当作中国古代的康德，利用当时的认知水平，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天地人生观，用以束缚住人们的认知。
最终的结果，道家提倡的小政府思想到武帝时期，就在中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儒教提倡的有为政府、大政府，认定民间无法自由发展，只有在皇帝的管理下，才能获得发展。儒教的大政府思想控制了中国两千年，直到现在，人们还普遍认为人是需要管理的，而管理权属于官家。中国人在做事时，总是不由自主地希望政府担任救助者的角色，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主要反映在《史记·平准书》中，这一篇章超越了时代，即便在两千年之后的今天看，仍然不落伍，甚至超乎许多当代经济学家之上。
由于不准研究儒教之外的其他学问，善于斗争的他们在儒教内部分立了许多派别，构成了多家学术门阀。门阀的弟子们互相诋毁，又各自吹捧，还共同防止自己的官方资源被局外人所抢夺。西汉中后期，不管是经济，还是学术、科学，都无法再取得进步，就和这些学术门阀控制了官员的晋升渠道有关。今天的某些学术机构中门阀并立，不做真实研究，却发明理论维稳民间。他们没有想到，在西汉时代，类似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并导致了一代帝国的死气沉沉，走入歧途。
对于大部分现代人来说，牛顿、爱因斯坦之所以是真理的代表，不是他们思考和理解的结果，而是被灌输的结果。汉代人受到如此大规模的灌输，当思维已经天人合一化的时候，就再也逃不出这个框架了。《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繁露》已经成了西汉的《资本论》和《相对论》。
丞相职位被儒教把持，意味着汉代彻底转变成为一个儒教国家。
在基督教历史上，当基督教成为国教后，也有许多次由罗马皇帝主持的会议。这些会议之所以要举行，是因为人们对基督教的教义和经文有了不同的解释，在皇帝的主持下，要确定哪些教义是信经，哪些是伪经。被定为伪经的教派就成了邪教，从此只能远离中心舞台，到世界的边角地区皇权管不到的地方去传播。而在中国，也有几次类似的论战活动，其中最早的一次，就是汉宣帝在公元前53年和前51年主持的石渠阁系列会议。这系列会议使得中国特有的儒教与基督教、佛教一样，也出现了教义上的大纷争，各方为了垄断政权的教育资源大打出手。
现代符号学家安贝托·艾柯（UmbertoEco）写过一本书《阐释与过度阐释》，其中提到，人们对于任何一本书首先想弄懂它的意思，这个“弄懂书的本意”的过程就是“阐释”。可是，有的人却另辟蹊径，总是想解读原书没有的意思，甚至以这本书为幌子来发展自己的观点，这就成了“过度阐释”。但在现实中，往往这种过度阐释受到人们追捧，被认为是有学问的表现，而实事求是的阐释反而被看不起。
汉宣帝本人是一个严肃、兢兢业业的君主，一生考虑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怎么维持汉朝的统治。在他的任上，任何能够保持汉江山的理论都是要吸取的。皇帝并不喜欢公羊学，因为里面充满了大话和套话，但他仍然利用公羊学理论，不断地强调在他任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祥瑞，从天降甘露，到出现凤凰、黄龙，[8]他的年号也改来改去，元康、神爵、五凤、甘露、黄龙，充满了祥瑞色彩。
他不知道的是，一旦一个社会把一种思想树立成指导思想，由于路径依赖，就只能在这个思想的前提下腾挪，不可能再推倒重来。也许系统内的每一个人都不再相信这些理论，但是，又没有人有足够的力量去击碎理论本身，因为那会毁掉整个系统。于是，人们只能装模作样继续做着无用的研究。在汉代，人们只能顺着天人合一、谶纬、灾异的老路继续走下去，等待着这个系统的崩溃。
他这样做有野心的一面，也有迫不得已的一面。与现代的改革一样，王莽也面临着改革悖论：要想改革，必须有足够的权力才能推动，所以要先集权，再改革。可是集权之后，又容易扼杀民间活力，导致没有人再相信所谓的改革。
随着王莽改革造成的混乱，刘歆开始心灰意冷。他心目中想的是一种纯粹的改革，得到的却是一堆糅合与妥协的杂货。随着改革的失败，新王朝也摇摇欲坠。他孜孜以求将古文经学列入学官，这个目标表面上是达到了，但一旦进入了官僚系统，古文经学家并没有表现得比今文经学家更好，而是迅速同流合污，变成了食利阶层。实际上，任何的学术，只要沾上了官僚的气味，都会变成同样的货色。
在东汉历代皇帝的经营下，皇家馆藏又扩大了三倍。但是，光武帝也许永远想不到这些图书最终的命运。到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时，由于士兵们不知道图书的价值，将竹简木简劈了当柴烧，布帛的图册则被用来制作帘子和伞盖，几乎所有的图书都失散了。当董卓舍弃洛阳，迁往长安时，司徒王允搜集了一下图书，只找到了原藏书的百分之一，装了七十多车，在路上又损失了一半。王允和吕布联合杀死董卓后，董卓的部将郭汜和李傕进攻长安，将关中地区变成了荒地，最后的图书也在此次事件中失散。东汉末年的图书之灾并不亚于秦朝的焚书坑儒。汉代之后，历史不断地重复这一幕，大量的古代典籍被藏于秘府，无法被民间利用，却被付之一炬。光武帝除了搜集图书外，更想像当年汉武帝一样，将帝国的整个学术界掌握在手中。随着王莽的灭亡，大量的读书人都逃进了山中，光武帝将他们延揽到首都洛阳，授予一定的职位。一位叫尹敏的儒生也是这个时候投靠了光武帝。
第二，各家学派本来都是为皇权服务的，但随着学问传来传去，就产生了许多不利于皇权的因素，各派之间的差异和矛盾也越来越多。如何把各派的经义重新统一起来，产生一个最有利于皇权的正解？从这个意义上，白虎观会议又是一场和稀泥的会议，就是要大家放弃分歧，重建共识，服务朝廷。
“三纲六纪”将中国人装入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大盒子，从天地到六合都被牢牢控制。一个人生下来就已经不是为自己生活，而是为了皇帝、父亲、配偶以及各种亲戚而活着，他必须努力劳动来维持这些关系，所谓发明和创造力，都是不需要的。即便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提所谓的汉代的哲学，但是，“三纲六纪”仍然是每个人生活中抛之不去的阴影。君臣父子不再提，却变成了所谓家国情怀继续存在，而夫妇和六纪则变身为各种各样的人情，不断地占用着每一个人的时间。这些事情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他放弃自己的创造力和理想，生活在俗事之中无法摆脱。
他以为自己写得很好，是反抗当时流行思想的代表，却不知道正是这些模仿，证明了他仍然没有摆脱汉代的流行哲学，只会用与流行哲学类似的语言来说话。这就像当下出现的许多文人一样，一方面批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由于小时候教育的关系，只会用马克思的语言说话。 这一段我很欣赏的地方在于从儒教的思想路径依赖一路讲到了马教的思想路径依赖。
王充的书代表了汉代学者对于汉代思潮中不良观念的较高水平批评，也表明在他的时代，已经有了一个较为清醒的阶层，开始反思当时的各种谶纬观念。并不是王充一个人粉碎了谶纬，而是这个时代已经感觉到了谶纬的荒谬性，这才会出现王充。
到这时，董仲舒所建立的天人合一体系也进入了垮台的节奏。一方面，它已经成了整个社会观念的基础，但另一方面，人们开始不相信它。这就像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已经成了整个社会构建的基础，但已经没有人相信它，只是缺乏另一种理论来取代它而已。更麻烦的是，虽然人们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但由于受教育的关系，所有的人思维方式还是共产主义的，哪怕反对共产主义，也只会用共产主义的语言去反对，这样的社会不可能不出问题。
很多政治笑话实际上是有着贯穿千古的效力的，只是其形式发生了一些变化而言。比如古代借用谶纬治国和今时用主义运动治国。
但郑玄是一个例外，他不仅精通古文经学，还对今文经学有着透彻的学习，这使得他成了统一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不二人选。
在所有这些著作中，整本流传到今天的一共四部，分别是“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的注释，以及《毛诗》的注释。后人总结的儒家经典“十三经”[35]中，有四部用的就是郑玄的注本。郑玄的著作一出，不管是今文学派还是古文学派都被边缘化了。在他之前，每一个博士都有自己的课本。郑玄之后，博士们的书没人看了，不管谁家的弟子只要拥有一套“郑玄全集”，就可以了解整个儒教系统了。可以说，郑玄的课本成了孔子之后又一次统一的教科书。
两汉经学刚刚统一，就被抛弃，埋入了坟墓。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叛逆和玩世不恭的哲学嬉皮士时代。
窦武、陈蕃死后，宦官们开始制造“党锢”，将他们的同党一网打尽，杀害的杀害，剩下的禁止为官。他们的门生故吏遍布天下，这使得几乎整个知识圈都被禁绝。这就是著名的党锢之祸。党锢之祸给文人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他们除了被禁止当官之外，也发现了所谓的文人是多么脆弱，他们所相信的原则在暴力面前是多么不堪一击。在反思声中，东汉的哲学体系走向了崩溃。
一般认为，魏晋玄风就是从正始年间正式开始的，而玄学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品评人物。曹髦与群臣谈着谈着，自然也进入了品评人物的节奏，这次他们评论的人物是夏朝的君主少康以及汉朝皇帝刘邦。在唐代之后，人们把学问总结为“传道授业解惑”，通俗一点，就是老师给学生填鸭式教学，而在魏晋，学生们却更看重技巧。玄学最重要的技巧是辩论，双方寻找一个题目，并施展各自的手段进行辩论，其中的逻辑力量并不亚于现代。魏晋玄学除了理论上之外，还有两个很强烈的特点。一个是在形式上强调辩论。人们不分师承、不分背景和身份，在辩论时都是平等的。一场辩论有一个题目，再由双方各自摆出自己的观点，然后互相寻找对方的矛盾所在。而其余的人都是听众，并且用公论的形式来评定优劣。公论很像现在的投票制度，谁的支持者多，谁就胜利了。有时候双方并没有辩出胜负，听众们却大呼过瘾，因为他们听到了最好的辩论技巧，以及最出乎意料的论点和论据。第二个特点是，由于玄学题目脱离了政治题目，人们更加关注自己的内心，表现在生活上，就是放诞不羁，惊世骇俗，脱离了儒家社会的教导。不管是嵇康临刑前的从容不迫，还是阮籍、刘伶的嗜酒如命，或是郭象、葛洪的神仙气质，都让人赞叹不已。在研究名理问题时，玄学的哲学性发展到了最高峰。这时候，玄学与汉代经学中的另一大区别显现了。汉代经学是比附式的，也就是首先创造一个理论，再根据这个理论构造一个固定的世界，把一切现象都比附进去。
玄学是思辨式的，它强调一个理论之所以成为理论，要禁得起推敲，禁得起质疑，禁得起来回的辩论。那么魏晋的玄学就和西方真正意义的哲学很类似了。
与古代印度和阿拉伯世界拥有大麻不同，中国历史上一直缺乏代表性植物毒品。但中国古人却发明了一种矿物性的替代品——五石散。五石散是用矿物（丹砂、雄黄、白矾、曾青、慈石）配制的一种药剂，据说可以长生不老，但实际上吃了却浑身燥热，出大汗，长期服用可能要人命。魏晋时期人们寿命短，除了战乱之外，富人文士们的早夭可能与这种药有关。
但是，嵇康的死让人明白，集权的笼子里不会有自由的鸟儿，只要你在中央帝国的控制之下，就不会找到真正的自由，哪怕你想回归山林，不问政事，但只要你有足够的才华，这个政权就会自动把你当作敌人。 从晋朝故事看今朝的自由主义者，或有类似的下场结局。
阮籍对于那些儒家君子最精辟的嘲讽，就是把他们比作一群裤裆里的虱子，追求功名利禄自以为安全，就像虱子在裤裆里，躲在棉絮里以为是大宅子，行动在布缝里以为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动不动就吸人血，以为找到了享用不尽的美味佳肴。但是，一把火袭来，这些虱子就被烧死在裤裆里了。
在晋武帝的张罗下，针对嵇阮、何王等人的批判也逐渐展开，而最要紧的工作，是制定一套新的理论体系，针对何、王的“贵无论”和嵇、阮的“自然论”进行大批判，从理论上论证他们是错误的。于是文人们纷纷寻找理论
在所有的批判者中，做得最成功、理论上最成熟的，就是裴楷的同族人裴。他提出的“崇有论”将玄学题目的争论引向了又一次高峰。但人们没有料到的是，即便批评“贵无论”的人，也必须利用玄学的工具进行论证，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晋武帝试图恢复儒教的努力有多么苍白。
在西晋时期，随着政权再次儒教化，司马氏政权希望将更多的读书人吸纳到政治之中，而不是让他们游山玩水。嵇康、阮籍倡导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司马氏的第一大敌。当文人对政治不再抱希望，彻底脱离政治怀抱时，反而是统治者最恐惧的。中央帝国的权威需要所有的人都围着它转，不管爱它还是恨它。
司马炎认为，当前社会是一个大一统的盛世，是一个需要人们行动起来，变得有为的时代，人人都应该参加建设强大祖国的大业，只有将前两者的幽灵祛除掉，才能让更多的人加入歌唱祖国的合唱团 这本书针砭时弊春秋笔法已经到了无法忽视的地步了
通过批判虚无，裴树立了另一种价值观。但这种价值观并不是新的，而是旧有的，或者说，按照司马氏政权的期望，回归到汉儒传统中去寻找解药，回归到功名利禄的轨道上去。但是，裴也许永远不会明白，当思辨的魔盒打开之后，人们已经无法回归汉儒了。汉儒是建立在一系列的盲目相信上的，要求人们放弃思考，只是死记硬背一些条条框框，再加上一些比附，以及伪造的谶纬，当人们已经学会思考更抽象的问题时，只能继续向下发展。实际上，裴批评贵无论，建立崇有论，使用的也是思辨哲学和逻辑学，这些学问都是依靠玄学发展起来的，而他的文章如果拿给汉儒看，对方根本就无法看懂。 依靠玄学思辨去反驳玄学真是绝妙
到现在，人们已经不会单独相信某一个理论，玄学真正流传下来的，反而是那些思辨性的论证过程，以及人们对于独立思考的坚持。从玄学之后，对权威的盲目服从已经土崩瓦解。即便到了隋唐时期，人们已经跳出了玄学主题，但思辨精神却保留了下来，直到元明时期，中国的学术才再次被威权主义所笼罩。
魏晋后期也产生了一种类似于伊壁鸠鲁派的看法。当人们发现所谓的“因果报应”“天人感应”都是虚假的，老天爷没有随时盯着人间时，当人们看到作恶的人不受惩罚，而善良的人反而在乱世中丧命时，及时享乐的想法就自然而然出现了。代表这一思潮的作品是《列子》。在秦朝以前，确实有个列子写过一本书，但这本书到魏晋时期已经失传了，晋人假托列子的名义（或者借鉴了原来的某些材料）写了一本新的《列子》流传到了今天，成了我们了解魏晋享乐主义思潮的最佳资料。这本书一共八篇，其中最让人无法接受却又说出了事实的，是《杨朱》和《力命》两篇。其中《杨朱》的主要论点是：人应该及时享乐，不要管死后会怎么样。没有天人合一，各种教条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你听话，从而丧失掉享乐的本能。如果你听从这些教条，那么你就进入了罗网；如果你挣脱了这些教条，他们拿你也毫无办法。这就彻底打碎了儒教礼法约束人的种种理论。
人们在谈论道家时，往往会认为所谓道家，就是主张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从而以为道教也必然符合这个主张。但实际上，道教自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一个世俗性的、功利性的组织，以控制人为目的，而不是实现最大化的自由。张鲁后来被曹操收编，得以善终。汉中地区也恢复了世俗生活，但是，张鲁所创造的五斗米教却以“天师道”的形式存在下来，塑造了中国两千多年道教的形态。
夷夏论并没有很深的哲学道理，但是自古及今，从来不缺乏信奉者，即便到了今天，仍然有无数的人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希望发现中国特殊的能力，与世界上其他地区隔绝开。
这样的辩论也反映了中国逻辑学的不足。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以三段论为基础，设大前提和小前提，最后必然能得出确切的结论。比如，人是要死的（大前提），亚里士多德是人（小前提），必然得出结论：亚里士多德是要死的。但中国的逻辑学缺乏这种确定性的范式，结果辩论起来只好使用比附的方法，人的“形”和“神”，就像“刀子”和“锋利”，或者就像“干柴”和“烈火”。但是到底谁的比附更恰当，却成了扯皮的事情。所以，中国式的辩论不会产生对错观念，只会产生信仰的碰撞，你信什么，吵到最后还是你信什么。没有人能说得服范缜，也没有人会被范缜说服
《笑道论》基本上可以代表了佛道大辩论的最高水平，作者利用道教文献，再加上逻辑的力量，指出道教文献本身就有着太多的逻辑错误，前后矛盾之处甚多，可以看成是伪造的。这也看出佛教和道教的区别，道教天马行空，缺乏逻辑性，其文献也显得支离破碎，更多是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出现；而佛教内部文献则早已接近于学术论文的水平，虽然逻辑没有发展出三段论这样确定的形式，却已是中国古代逻辑的巅峰
而北周武帝时期，皇帝已经有了和尚的户籍信息，哪里有多少和尚一目了然。皇帝把和尚还俗安排到地方后，地方的乡长里长可以把他们看住，还给他们分配土地，这样和尚就跑不掉了。所以，两次灭佛的不同，反映了皇权对于社会控制力的加强
今天赛博利维坦的控制力更是强的无以弗届，更加跑不掉了。
道教对于唐代最大的影响在于文学，唐代文人的想象力，大都来自道教的熏陶。
但是玄奘没有想到的是，他花这么大功夫做的事情，在中国佛教理论上却没有留下很深的影响。当他去世后，唯识宗又火了一段时间，就迅速冷却了下去，反而被从中国发端的几个宗派压倒了。这几个宗派从理论上来说和印度原典相差甚远，大都属于一知半解，却主导了中国的佛教界。
他高质量的经文翻译也没有起到作用，由于印度佛教的理论性太强，思辨过于复杂，中国人理解不了，僧人读来读去都放弃了，还是更喜欢在简单的道理上随意发挥。
实际上，到了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已经和印度佛教脱钩了。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徒们还是在学习外来文明，到了唐代，就已经开始创造自己的经义了。到这时，任何外来的东西都必须经过中国式创造，才能被接受，然后转化成为汉式理论，再去影响中华帝国圈的其他文明。玄奘恢复佛教教义纯正的企图根本不可能得逞，也注定了他的悲剧。
有点像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由于汉儒制定了一套不需要思维的宗教体系，中国成了一个不擅长逻辑思维的民族，所以，禅宗为了适应这个民族，将思辨的地方尽量去除，将禅宗又退回到如同玄学一样，只依靠少数概念就能运转的体系之中。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非常有效的。
这里讲的就是很深刻的汉儒对于思想的阉割的问题。今天我们常常批评马教对于独立思想的阉割，是否也可以反思一下这不也是儒教的同样的问题。
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中国古代社会最现代的，只可惜宋代之后的转向，使得现代性不仅没有保持，反而产生出了另一次保守主义运动，回归了儒教。第三，唐宋时期已经进化出了较为发达的商业社会，现代的许多商业现象在当时已经出现。最典型的商业现象就是唐代的汇票和宋代的纸币，这些技术最初都产生于民间，而民间之所以产生如此先进的技术，是因为金融需要。海关关税也产生于唐宋时期，对于贸易的重视、对于商人的友善，使得唐宋时期的商业理论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而这一切都来自于唐宋时期政教分离和宗教竞争的原则，如果这些原则能够继续下去，那么中国有希望走入现代，而不是回归到千年往复的循环中无法自拔。
所以如果能够理解唐宋不同的动力中国是有机会脱离千年轮回的。
汉代经学侧重于背诵经文，对于大意则不大讲究，培养出来的都是书呆子，而王安石想培养的，却是只掌握经义精神，不要求背诵课文的人。这是对汉代经学的颠覆，而不是复古。实际上，宋代已经无法回到汉代精神，所有叫嚷着恢复汉儒的人，都强调不要背诵章句，而是理解儒家的精神。
通过对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王安石就控制了人才流动权。事实证明，这是一次极其成功的改革措施，后来他虽然下台了，但由官僚系统提升上来的，已经变成了新法的支持者，他们不遗余力地打击旧党，使得北宋后期的政治被新党所主导。更为严重的是，王安石推崇的是不死记硬背，以活学活用为主，但是他又设定了自己编的基本教科书，从这些教科书中出题，经过一段时间，学生们势必只会这几本教科书的内容了。明清时期的僵化，实际上是从王安石开始的。王安石为了赢得改革，为新一轮的守旧打下了基础。可惜的是，不管是复古主义还是实用主义，都是集权式的，过于相信政权的力量，也都不惜以斗争的手段来对付反对派。
北宋后期，当改革势在必行时，最先得势的是实用主义。王安石上台后，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并强力打压复古主义一派。但是，王安石的社会主义式改革却以失败而告终，留给复古主义足够的把柄。到了南宋时期，复古主义已经占据了社会思潮的主流，于是社会风气越来越保守，最终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全面内敛化。到了明清，这种保守主义的潮流反映在政治上，则变得越来越僵化，官僚阶层丧失了唐宋时期的活力，成为皇帝的附庸，也导致了中国再也走不出大一统集权模式。 北宋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开放的朝代，既享受了开放的辉煌，又孕育了封闭的种子
范仲淹的改革基本上是务实的。在中国历史上，历次改革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以增加政府财政、提倡政府加强经济管控为目的的改革；而第二类则属于放松政府控制、搞活民间为目的的改革。
中国的历史果然没有什么新鲜事。政制或有进步，但是改革也常常改来改去回到原点。
事实证明，保守主义者并不比改革派好，甚至更糟糕，他们在打击政敌上同样不遗余力，同时还缺乏改变现状的精神。北宋的政治更加混乱，直到另一次反转。
为了保全面子，政府决定禁书。不过，禁书总是需要理由的，这个理由就是国家安全。由于宋代与西夏、辽国开战，防止国家机密泄露就成了最好的借口，皇帝的无能和软弱、官场的内斗和争吵，都被想当然地划进了国家机密。
更好的销量，出版商们反而利用了这样的机会赚了大钱，更乐于帮助那些异端思想传播。随着这些反叛的知识阶层崛起，出版和言论自由作为一种原则，先是被少数人宣扬，后来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到最后，统治者不得不做出妥协，承认这个原则。当人心已经慢慢被转变，普遍接受新的原则时，出版革命被固定了下来，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
只是，宋代已经成了一个繁荣社会的尾声。随后，西方的知识储备越来越丰富，而东方却始终在九本书的阴影里打转。而最根本的分歧，在于是否给人以自由的空间
宋代的分裂帶來的文化繁榮确实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对照今日，这就是香港和台湾在文化上的独立所抱有的中文精神世界的繁荣。所以如果香港和台湾被统一了估计接下来就是中文的中世纪了新时代的跨国奴隶经济不再需要八国联军来撬开市场大门。
与人们认为中国是十几个朝代的循环不同，中国从汉代以来的大一统历史实际上分成三个大的周期。[7]第一周期从秦汉延续到南朝，经历了秦、西汉、新莽、东汉、三国、两晋、南朝宋齐梁陈等共十三个政权，这个周期中的财政、经济、政治制度都是连续变化的，每一个政权都继承了前代的制度，在此基础上发展，直到南朝陈，这一套制度体系才跟着政权一同毁灭。第二周期从北朝的北魏开始，北魏建立制度后，由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继承，并由北周传给了隋唐，经过五代，直到两宋后垮台，一共经历了十四个政权。第三周期从辽代开始，经过金、元，到明、清，一共经历了五个政权。宋代的道学之所以能够统治第三周期，恰好在于它出现在第二周期的末尾，在第二周期灭亡之前上升为统治哲学。而第三周期由于是野蛮人建立，在学习汉化的过程中，将前一周期中的统治哲学照搬了过来，结果道学固化成了第三周期的思想基础。又由于第三周期各个政权的保守性，道学（理学）越来越僵化，成了禁锢人们思想的牢笼。
宋代的理学革命在宋代没有发挥出最大的威力，当它成为统治哲学时，整个社会都快崩盘了，但宋代理学却在蒙古人手中被无意间发扬光大，这也许对于宋朝皇帝来说，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就这样，中国的哲学从宋代的程朱理学，在极端保守的明代科考机器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僵化的时期。
所以明朝的历史虽然看起来有很多言官敢言，跌宕起伏。但是深究到精神世界的养分还是十分固化空洞的。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耿直得近乎顽固的言官？因为他们就是用这样一套僵化的标准选拔出来的。
从辩论的过程来看，道教的失败是注定的。此时的蒙古人从见识上来说，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固守中原的道士们。蒙古人去过中亚、俄罗斯和欧洲的边境，在他们的眼里，世界要大得多，中国的汉地只是世界的一角，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他们接触到的学问也是世界性的，知道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其他伟大的皇帝和国王，也知道中国人的学问是有限的，在工程、数学、财务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并不把中国文化过分看重。
蒙古人时期的这三次辩论，虽然表面上看只是蒙古人选择信仰时的争执，实际上却给所谓的中国本土思想敲了警钟。不管是参与争论的道教，还是没有参与争论的儒教，这些中国本土思想大都是以组织化的方式存在的，即只允许你相信，不许不信，更不许质疑。它们的存在基础是制定教条让人遵守，而无法通过有效的论证和逻辑进行证明。
到了蒙古人时期，不管是西方的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还有非本土化的佛教体系，都已经逐渐从信仰时期过渡到了思辨时期，一条理论之所以被相信，是要经过逻辑检验的。这是为什么道教的理论在佛教的攻击下变得体无完肤。
古代的官员和现代的以程序员为样例的工种倒是有个很大的不同，是否能在年龄愈大的时候被启用到重要的岗位。其实这个倒是也挺难说的，看看历史的死于非命的读书人不要太多。
但在王艮看来，只知道死背几本书，就算当了进士也不算是有学问，真正的学问隐藏在生活之中，只要在生活中行得正，坚持修身，谁都是圣人。这种简易教学法第一次打断了中国读书人对学问的垄断，将学问放到了所有人的手中。泰州学派也由此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非宗教化的平民学习组织，中国南方的商业社会就从中脱颖而出。由于泰州学派激进的反叛性格，黄宗羲叹这个学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继承者大都能“以赤手搏龙蛇”，不再是名教所能束缚的了。
这是一次对私人学校的系统打击。
现代的所谓传授弟子规的私塾是多么可笑？就算不可笑，至少也是可悲？往圣多少绝学，教个阉割弟子规。
何心隐之死，反映了民间学术与官方学术的冲突，这种冲突是无法调和的，民间学术要求的是自由精神和质疑的态度，而官方学术要求的是服从。由于奸臣以官斗为主，对于民间往往无暇顾及，这时的民间学术反而能够获得一定的空间。张居正上台后，作为改革派希望推动社会变革，这时反而会更加感觉到民间学术的不合拍，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到这时，民间学术就连一点空间都没有了。
只要存在这样的制度，不管是清官还是贪官，都会做出同样的事情，倾向于控制民间，剪除反对和质疑的力量，达到铁板一块。不过，铁板一块反过来又会造成政治的脆性，一遇到困难就会崩断，最后造成整个社会的崩塌。这一点是集权社会无法避免的弱点。
我完全看出来作者这一段是在春秋笔法了
他总结了何心隐三点令人佩服之处：第一，每个人都在为了生而蝇营狗苟，可是何心隐却看透了生死，认为人终将一死，只不过是被人杀死，还是被鬼杀死的选择。第二，每个人都装作在效法孔子，可是只有何心隐是在真的效法孔子，因为孔子以天下为家，不治家产，不畏惧得罪人。也正因为得罪人，他才会被害死。李贽认为孔子之所以没有被仇人杀死，只不过是幸运，何心隐稍微不幸一点罢了。第三，何心隐效法孔子的道，却并不效法孔子的一言一行，这让那些东施效颦的人愤怒不已，把他当成是歪门邪道。但李贽感慨地说，当一个人临死时，有数万人为他喊冤，即便是他被最权威的宰相杀死，人们也认为是宰相在迫害他。这样的公道自在人心，又何必在乎死呢。
在他游学的这段生涯，李贽的思想越来越成熟，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成了继何心隐之后的又一个异端。他的思想比何心隐更加锐利，反道学的精神更加彻底。
道学家勃然大怒，说：老天爷如果不生孔仲尼，万古就如同漫漫长夜！你到底有多大胆敢冒充他的哥哥！刘谐笑答：万古如长夜？怪不得孔仲尼出生之前的三皇五帝时期，人们都白天点蜡烛过日子。
李贽秉承了王艮的心学主张，进一步认为，人真正困难的是找到自己的“童心”。童心，就是人最初的本心。如果失去了童心，就是失去了真人，变成了戴着面具的行尸走肉。李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他比何心隐幸运。他教学的时期，已经是张居正死后，张居正的集权主义已经告一段落，明王朝又回到了笨拙、僵化的轨道上，即便李贽如此离经叛道，也没有人敢于承担责任来惩罚他。只要他表面上不直接危及政权，就没有人想找这个麻烦。
我们可以和现代做一个对比，我们现在又处于一个对现实不满的时期，这时就会出现两种思潮，一种是从制度根本上反思问题，并认为现状的问题是制度造成的，应该改变制度本身；而另一种是在制度之上进行反思，认为现状问题是由于人们不遵守制度造成的，应该做的不是改变制度，而是加强制度对人的束缚力，让每个人都遵守制度。
如果放到明代，前一种人就进化成了王艮、李贽，而后一种人则进化成了顾宪成。顾宪成对于明代的官僚腐败、枉法知道得一清二楚，但他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强化理学传统，强调每个人的道德水平，从而让世界变成一个清官的世界。而要变成清官的世界，就要把贪官打倒，为了打倒，必然要联合其他人一起，于是就有了拉帮结派的理由。东林人士也迅速构成了团伙。
东林党争显示的是中国历史上儒教的最大悲剧，他们试图在道德上净化整个社会，但他们的道德诉求却总是被当作党派诉求，最后变成党争。而道德诉求又无助于现实，无法改变中央帝国在政治治理上遇到的危机，最终，望着摇摇欲坠的大厦，除了感慨道德的沦丧之外，没有任何救助的方法。更要命的是，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实际上，大部分读书人到了后来，都或多或少地沾染上了这个毛病，他们讲心谈性，彻底与政权脱节，也不再关心政治事务。这些人与其说是儒教徒，不如说是佛教徒。
即便是这些王学末流也有理由，因为当时的政权已经混乱到容纳不下这么多的人，几大派别打成一团，即便有忠贞的人士，也被猜忌的皇帝所摆布，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有血光之灾。他们躲到一边去空谈，与其说是王学的影响，不如说是政治的黑暗使然。
明朝的灭亡、清朝的文字狱以及八股科考对于文化的摧残，让清初的文人终于开始从根子上反思中国文化和哲学的问题。他们不再相信所谓的大体系，更愿意从小处入手，考证具体的问题。他们的做法与西方的科学方法论有着惊人的吻合，不随意上升到形而上，只研究可以用逻辑和观察验证的领域。